本来，段祺瑞在国人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6日，中国历史上头一次用选票多寡来决定谁当国家元首。在第一轮投票中，七百五十九位国会议员们送给了袁世凯四百七十一张票，让老袁无可争议地当上了大总统；而黎元洪以一百五十一票当选副总统，也算实至名归；得票第三的是外交家伍廷芳，三十三票；下面，就是段祺瑞了，这家伙居然得了十三票，与被国民党人后来推崇为“国父”的孙中山得票一样多！

    一向好动的北大学生们还曾在校园里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他们看上眼的九位“国内大人物”里，段祺瑞是唯一入选的军人。对一向乐与政府作对的学子们来说，老段上榜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北洋军人集团的头领。

    至少，最后一次下野之前，他的口碑不是很差。

    但是，随着南方“赤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北洋各派内耗加剧，尤其是他主政时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其声望骤降至冰点。

    尽管段祺瑞一生征战，摧毁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这天发生的流血事件，使他成了众口铄金的人民公敌。鲁迅恨恨说过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成了共和国时代的警句。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惨案是怎么发生的？其前因，竟还是与他下野后寓居的天津有关！

    容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来龙去脉吧。

    只能先从冯玉祥说起。

    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冯氏所领导的军队是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出现以前国内的最具有革命理想的劲旅，它敢于发动北京政变，把反动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带着轰出紫禁城，而且敢于在守卫大沽口时与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实令人尊敬！但当我读到新解密的苏联史料后，就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了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而且还要分离出新疆，然后，在缩水版的中国建立一个亲苏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悚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中国政策，无论极力促成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在北方出钱出人支持冯玉祥起事，都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按苏联人当年定好的口径，我们的教科书现在还说此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于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就通过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教授，神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直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他伺机夺取北京政权。恰好，段、孙、张三角同盟的金钱也送到门上了。于是，冯氏就没辜负国内外各方之热望，于当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趁本军统帅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亲率大军与奉军激战之时，一举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倏然改变了中国政局，直系组阁的北京政府迅速垮台。不按套数出牌的冯氏，甚至还把逊帝溥仪驱赶出宫——当年，正是靠与清室达成的优待清室的协议，清王朝才答应拱手让出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国家避免了大规模的内乱，但到了冯氏手里，中华民国却一点儿信誉也不讲了。

    一番折腾下来，冯玉祥成了拥有国家事务话语权的一流巨头，成了与蒋介石齐名的赤色将领，“南赤北赤”成了令其陶醉的一时之誉。

    然而，尽管如此折腾，但还是轮不到冯玉祥组阁。直系的对头、现时的盟友“奉张”，就不会容忍“赤化”了的冯氏独自把持朝政，南方的孙中山也不愿“北赤”独享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