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冯氏只好与“奉张”、国民党联合捧出更具资格的段祺瑞出山。于是，是年11月，老段离开天津，重登北京政坛。

    然而，就连冯总司令也没有料到，在遥远的克里姆林宫，他不过是斯大林下的国际棋局上的一个车或马，而非王或后。就在1925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我们认为目前不可能有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府。我们认为，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应当是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温和派参加的联合政府。

    瞧见了吧？人家的终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纯国民党政府”，他这个拿水龙为全军将士集体洗礼的“基督将军”只不过是个过渡人物而已。

    然而，刚烈的段祺瑞主政后，与另一位也绝非软弱之辈的孙中山闹翻，孙号召本党党员抵制本届政府，此内阁才没顺着苏联人的意思成为斯大林式的联合政府。

    而且，第二年，冯氏就与“奉张”反目成仇。为争夺华北，两支同盟军眨眼间成了敌军，退避湖北的吴佩孚、占据天津的李景林、统治山东的张宗昌等又组成讨伐“北赤”的直鲁联军，与奉军共同对冯氏的国民军开战，直隶各地，包括天津，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尽管苏联政府加大了对冯军的支持，但寡不敌众的国民军仍节节败退。反叛“奉张”的奉军将领郭松龄呼啸而起，又被张作霖残忍杀戮。拖到翌年（1926年）早春，战争仍未结束。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冯玉祥以退为进，宣布下野，佯称出洋，实则躲在西北于幕后掌握着他的国民军。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中旬，奉军舰队由泊地青岛开往天津助战。为阻止奉军登陆，占据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第一军发布通令，禁止一切商船出入天津港口，并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北京的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议”。因按该条约，不得阻碍北京通往入海口的通道。不得已，国民军于次日拆除了水雷，留出了航道。

    3月12日下午，两艘日本军舰按与国民军的预先约定进入水道，但却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舰未按既定时间进入，且由一艘变为两艘，故令其禁入，日舰却突然向守军开火，打伤十数人。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本舰开火，并致伤四人，为自卫计，日舰不得不反击，并主动退出战场。

    东交民巷的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国驻天津海军武官们提供的信息，3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哀的美敦书”（英语ultimatum音译，意为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挫伤了北方知识阶层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大地激发了在北方的革命党领袖们的斗志，他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

    实际上，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抗议，相反的，段执政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

    磋商的结果由执政府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措词可谓不卑不亢：

    （前略）查辛丑和约所载“由京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一节，素为本国政府所尊重。不幸近因地方发生争执，大沽附近，有军事行动，以致外船通航，受有限制。本国政府迭准驻京各国公使来照，正在竭力设法，消弭此项障碍，恢复由京（通）海之自由交通，谅为驻京各国公使所深悉。

    乃各国公使不待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