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有御宝文书，不然，岂不是迹近谋反或是形同割据了么？况且明太祖的那些禁例，作为对象的虽是内监，而认为应予注意的，却还是在于后来继位为帝的后人们，要他们特别注意到这些地方，不要在这些去处给予方便。永乐当然不会无知至此，他这么说不过是打个圆场，粉饰一番而已。

    对于“内侍不得识字”，永乐同样也未予重视，他曾特命范弘、王瑾、阮安、阮浪等四人都去读书，要使他们能通经史，善笔札，并即以此用来侍奉当时尚在东宫为皇太子的朱高炽。这几个人都是英国公张辅出征交趾时掳来的姣童，永乐欢喜他们聪明姣好，所以阉为阉人，并使他们能以文笔来侍奉太子的。后来这几个人，还都在宫中起过一些作用。

    永乐虽说破坏了“内侍不得识字”这一禁例，但准许读书的人数究竟很少，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并没有公然表示违抗。到了明宣宗，也就是朱棣的孙子，年号是宣德的朱瞻基即位为帝后，则已大模大样否定了“内侍不得识字”这一条。他以明令在大内设立了内书堂，选了一些较为聪明的小内监，送到那里去读书学习，要使他们习知经史，娴于文墨。这种做法竟即成为定制，直到明亡，内书堂才跟着归于消灭。最初在内书堂做教习的是大学士陈山，后来还有很多的大学士或是学士在那里任过教。有些时候，甚至有两三个人同时在那里任教。由于教的人都是读书有得的人，所以在内书房读过书的内侍们，书都读得不错。史称他们是，“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此论倒也颇是，但说“卒于魏忠贤”则不为确。如说卒于崇祯之际的曹化淳或高起潜，才更合适。魏忠贤完结时不但离着明代灭亡还有十几年，并且他也没在内书堂里学过什么。他是个半路出家的宦官，在内书堂大概也混过几天，但并没有认真读过什么书。在明代所有颇能为祸一时的大珰中，他是唯一的、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当时甚至盛传他连字都不识。

    在二十四衙门中，司礼监一向便占有首要地位，而为一切内监追逐争夺得最为炽烈的位置。历来，司礼监设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各一位，其下还有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廊掌司等各类太监，这些人员都无定额，人数多少，时有不同。司礼监提督太监的威权最大，司里司外一切事情几乎他都能管。由于他从来便有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和钤束管下人等的权力，所有内监的处罚、惩戒便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掌印太监是管理内外章奏的，在御前核对各项章奏并予用宝颁行是他的事。秉笔太监也很重要，他们不但常常根据皇帝的口头吩咐，代拟旨意，连照阁票批硃的权柄也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所谓“批硃”，便是根据阁臣的票拟文件，用硃笔批具意见，或是认可，或是批驳，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阁中，命其照拟。这批硃一事，原本是皇帝自己分内的工作，并且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实不应交给别人代为。但是或因皇帝太忙，或因一时心绪不佳，倦于理事；或因心有旁骛，讨厌这类麻烦；或因虽已登基在位，而年龄尚幼，还拿不起来……皇帝不能或不愿办这种事情的原因很多，但又实在不能不办，近在身边的司礼太监便成了当然的替手。这在最初当然还是偶然代办，后来习以为常，批硃一事竟成了司礼秉笔太监的例有职务。所以有内书堂之设，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高内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司礼监抓到了批硃权，它的权力便伸延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务，有时比阁臣的作用还大。因为票拟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见，批硃却起着决定的作用。此外，司礼监还掌握着以侦查、缉捕、审办人的，类似特务组织的东厂，对外的影响更伸展到全国各地。为了加强帝制的统治力量，明代在建国之初便设有锦衣卫镇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