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投合了万历的隐衷，使之心甘情愿地不再追论。在内，申时行总算稍稍扭住了一点陷人的歪风；在外，人们也都为他轻易地就救下了张居正和高启愚，对他的这一举动很为钦佩。申时行的聪明便都是在此等去处格外显得奇妙。

    申时行给予万历的印象可以说一直都是极好的，但外间的舆论却又不同。最初，申时行几乎是紧接着张居正之后便成了首辅，他一反张居正的严峻刻细，务以宽大和平待人，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但是这些都是他的聪明的做工，实在他却是很忮（zhì）刻的，得罪了他的人，没有一个能逃开他的打击和惩罚。他不像张居正那样，有所不快，迅即爆发，灾祸立即飞降；申时行有所不满却总是不露声色，按下再说，以后抓个别的事端才来动手打击。他还有更迷人的一手，便是命人将你打到晕头转向之后，有时还会自己出来，稍行抚慰，甚至给点颇为意外的好处，因此人心悦服，常被称为长者。但是戏法变得太多，总不免要有些露相，人们也越来越感到，他这个人其实却是个更为可怕的“笑面虎”，竟说他是“专横过于张居正”！

    申时行对于自己的进退做得也很聪明，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他的声名日替，外廷对他的攻击已是越来越多，又已看出万历对于政事已很厌倦，觉得长久恋栈下去，结果并不会好，便开始疏请致仕。万历对他的倚信还隆，多次慰留，不肯放他，但申时行一直力请，终于在次年九月，万历应允了他，放他回到长洲家里安居去了。那时申时行年才五十七岁，比起他的很多前辈们来，可以算是深得急流勇退之道的人。他在家里安居了二十多年，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已八十，才始去世。万历一直很眷念他，常派行人到他家里存问。最后一次正巧是他去世之时，诏书到门，申时行已不在了。

    申时行是于万历颇有影响的最后一人，他离京后，继为阁臣的，终万历之世还有十五六人，但因万历已经学会了很多偷懒的法门，倦于理事，后来更竟躲入深宫，长久不肯视朝，阁臣们连见到他都难，更不必说想要对他有些影响了。

    万历虽然久居深宫，不理朝政，但弄钱的心思却从来也没停过，遇有机会便向国库伸手，这已是他的常伎，诸臣但凡获罪，必以抄家继之，则是他的外快。此外，他还不断想出很多怪招，随处都想捞点油水。碰到廷臣有所请求，不拘是要兴办某事，或是禁绝哪些弊端，后来竟都成他讨价勒索的大好机会。你要我批准某事么，行呀，我可正在缺钱，想办点事，还差若干若干银子，你给我想法办来，我就一定照批！这种商人式的，讨价、要价的口吻，后来竟成了他的日常习惯，不拘什么事，开口就是要钱，有钱万事都行，没钱你就免开尊口！光是福王之国一事，他就一直拖着，不知讹索了多少钱财、土地，最后才算应承了让福王之国。这福王是他最钟爱的一个儿子，“之国”便是放他到被封定的藩地上去。由于福王是个与太子争立的人，廷臣希望快些让他之国，免得多起争端，万历抓住了这一点，便就借机大敲竹杠。万历所以如此贪财，很多史家都说那是出于他的生母李太后的身教。原来这李太后出身于小商之家，贪财好利，是其习性，不觉便也影响到了万历。在为万历的弟弟潞王办理婚事时，他们母子所谈的一些话，倒很可证明此说。那是由于太后问起潞王婚事要用的珠宝等物何以长久还没办妥而引起的。万历向太后解释道：“这都由于臣僚们无耻，把珠宝都搜罗了去，献给张、冯两家，所以货缺又价高。”太后又追问道：“他们的家都抄了，还没都得到么？”万历恨恨地说，“他们狡猾得很，不知都分藏到谁家去了，哪里能都抄到！”这些话，《明史》和一些野史、笔记之类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也活画出万历母子孜孜为利的神气。

    万历所想的一些生财之道中，为害最大的便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