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被称说是“富有四海”，可是实在却是手中无钱，真是叫人冒火。小太监们都是很会出些花花点子，教他如何捞点外快来用的。但是用那些招数得来的钱不唯很少，而且常会给张居正晓得了，还会递上谏疏，连太后也被惊动，常常会以此受责，并要把那些讨厌的谏疏背熟，有时甚至还得抄上一通“罪己诏”。迨万历大婚之后，他要花钱的路数更多，缺钱之感益甚。他究竟登位已久，很晓得一些门道了，他曾将太仓储银自行取用过几次。但很快这又给张居正知道了，不仅立行疏论宣讲银钱的非是，并且把户部进呈御览的岁入、岁出的各项数字列表进陈，并说每年都是入不敷出，要他把这表置于坐隅，以便朝夕省览，可以量入为出，节省浮费。万历对此极为反感，但又无可奈何，他由此产生了他自己的见解，觉得他素常被教导的，所说天子当以四海为家、家国一致，等等，其实有些空幻，国库中的财物，说来仿佛都是他的，要用却又很费周折，只有转移到了自己的小私库里，用着才觉方便。他的这种想法，久而弥甚，而且越来越想打破这些阻碍，到了万历中期，他几乎常使自己与阁臣处于对立的形势，不拘阁臣想要他去做点什么，他都要讨价还价，多少总要捞入一点才肯罢休。

    万历对张居正不满意的另外一点，便是张居正代拟的“罪己御札”、“罪己诏”等，文句都太尖刻了，抄着实在叫人脸红。特别是他与小太监们持刀走马、夜游别宫一事，文章说得更加刻薄尖酸，那时他年纪已有十八岁，什么都懂得了，要他对着抄发的那些，看着、想着，觉得这张居正简直是故意拿他这个九重天子出丑。他多次曾想不写，但又迫于太后之命，不敢抗拒。他只得写了，心里却很生气。

    但是，虽有这些不满，万历对张居正的敬畏和倚赖却仍日益加重。最初，他是由于母亲的教导，不由不肃然起敬，后来渐渐懂事，自己也深深感到，那些烦劳的国事，非得倚赖张居正不可，那些小小的不满，如和对他的倚重比较起来，实在也太微不足道了。张居正可以说是，一直都被以极隆重的师礼来尊敬着的，万历不单当面、背面都以先生或张先生称之而不名，在有谕帖给张居正时，前面还总要加上宫衔，以示隆重。在张加有少师衔时，称呼常是“少师张先生”，或是“元辅张少师先生”，等到张居正已加上最高的太师尊衔，那称呼便也改成了“太师张先生”，或者是，“太师张太岳先生”。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天子而称臣下以号，真可说是极少见的。有明一代，在生前得有太师衔的，只有三人，在张居正之前则有李善长，在其后则是顾秉谦。但李善长之加称太师，是以之为致仕前的抚慰，顾秉谦之晋为太师，与李善长全同，而且那完全出之于魏忠贤之手，与张居正都还有些不同。

    张居正对万历所起到的最大影响，便是养成了他的疏懒的习性，万历最初是由过于看重张居正，以他为泰山之靠，诸事不敢过问，逐渐而形成的。张居正之后，另有别人来代替了他，万历一时无从着手，但事情却也照常都给办了，于是便又觉得事情当然就是如此，因而就更加心安理得地懒散下来了。

    万历对张居正的倚赖之殷，从张居正的“夺情”和在他病重时的慌乱，表现得最为显然。

    关于“夺情”，那是发生在万历五年（1577）的事。那年，张居正的父亲，在其原籍湖广江陵，因病去世。依照历代惯例，为人子者，于其父母之丧都要守孝三年，为官的人也要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过后，才得复官。这回家守孝之举，便称为“丁忧”。张居正虽为首辅，也丝毫不得例外，因为封建时期，历代都是以“以孝治天下”为称，执政者更应当做人们的表率。但是，回家去守孝三年，作为孝子的张居正，首先便很忧虑。在他之前，正是内阁间彼此排挤、倾轧最激烈的一段时期，他自己便是以非常手段搞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