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高拱，才得位居首辅的。他的威势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首辅，其他阁臣都被压得有如属吏，没一个敢说些什么的，然而人心难测，三年间很难保证不出什么岔子。为此，他极担心，不知如何是好。在内廷和他携手合作的冯保，对此也极忧心。他们二人，都不是什么廉洁奉公的人，由于大权在握，都曾多方牟利，并且安置了很多私人，一旦换上一个新的首辅，这些营私的方面，难保不会不被揭发，甚至被用来作为攻击他们的口实。还有，李太后和万历，尤其是万历，对张居正将要丁忧也极担心。对他们母子说来，张居正是主要的安全倚靠，一旦他去，别人如何顶得下来？他们四人，意念虽同，但却又都束手无策，因为这是有关立国、立身的大事，想要回避，实在很难。

    那时外廷诸臣也在纷纷议论。很多守正之人，对张居正未能迅即奔丧，颇为不满，认为一个孝子，应该闻讯即行，刻不容缓，才是正理。也有人觉得张居正非比旁人，他身负国之重任，先把要务安排妥当，然后再行奔丧，却也很有道理。也还有人，觉得张居正此时一身实系国之安危。太后、皇上都怕他走，但又挽留乏术。如果有人能想出个回天妙法，可真算是立了不世之功，即此飞黄腾达，实在如掭左券。通朝议论之间，果然有个人搜索枯肠，终竟让他想到了个可以留住张居正的妙法。此人非他，乃是户部侍郎李幼孜，他想到的方法则是倡导请由廷议，令张居正“夺情”。

    所说“夺情”，倒也是个古礼，那是用于出征将、帅等人的一种变通之制。因为出征将、帅如有父母之丧，倘仍循例回家守孝，影响军情必然很大，因而造成败溃也有可能；因此，遇到此种情况，国君便可命其移孝作忠，不必回家守孝，仍在前方戴孝从军。这种决定，便叫“夺情”，夺情者，夺去其亲、子之情，移为别用也。

    这“夺情”之说，于礼虽有所本，但它只适于用在出征的将、帅，即便身为将、帅，如果没有战争，也不适用，何况首辅是个文臣，又且并无征战，提出此说，实在离题很远。但是话虽如此，这总是个借口，所以此说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李太后、万历，还有冯保，自然都极高兴，张居正也喜在心里。下面争着想要讨好他们的人当然很多，大家力表拥护，唯恐或后。然而坚持古礼的人却也不少，他们也大声疾呼，纷纷疏论，认为这是有关人伦的大事，必须加以痛斥。这些疏文中，以编修吴中行说得最为深刻、痛切。他从父子之情、君臣之义、祖宗法度、圣经贤训等等方面入手，切论夺情一举为害之大，认为绝不可行。他在最后还说，“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观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吴中行是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的进士，张居正是那一科的主考官，依例而言，吴中行便是张居正的门生，而张居正则是吴的“座师”。这种“师谊”、“门谊”，自来便很为自科甲出身的人所重视，时至当时，由拉帮结派已经渐有门户的雏形，这种“乡谊”、“年谊”、“师谊”、“门谊”等等，在当时已是极被重视的结合条件了。然而吴中行却不重视他的这个有利条件，不但并不亲附张居正，还要予以奏论，这在那时看来确乎有些不合常情。不但如此，吴中行在疏本递出之后，还带了一份副本去见张居正，要他先行看过，张居正看过那份疏文，极为惊愕，便问：“疏本已经递上去了么？”吴中行道：“当然已经递上去了，如果没递，如何敢请师相来看。”张居正对那些上疏反对“夺情”的人原本就很恼怒，对吴中行则更加甚，因为这吴中行竟还是他的门生。他提到了那个身后名声更为狼藉的严嵩，他说：“当日疏论分宜的人有那么多。可是没有一个是他的门生，看来我连分宜都比不上了！”他称严嵩为分宜，是以严的乡郡为代称。人以地称，原是古已有之，降及明、清，尤为通行，如张居正常也被人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