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也是属于此类。那时疏论“夺情”的人原已很多，吴中行的疏文一出，更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一时风起云涌，已然形成一股巨波，其中措辞激烈锋利的，还有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等人。

    为了刹住这股反对的怒潮，张居正和冯保不断在暗中计议，最后二人商定，由冯保出面怂恿万历，把持论最烈的几个人逮入诏狱，并予廷杖，或者尚可刹住此风。万历原也深恨那些疏论夺情的人，对冯保提出的办法当然并无异议，于是即将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等四人都逮入了诏狱，并命予以廷杖。但这四人的入狱，却反引起了更大的风波，不但有很多人纷纷上疏论救，翰林学士王锡爵甚至率领词臣数十人赶往张居正的居邸，当面要他免责诸人。张居正推说此事全由圣命，他也没有办法，心下却更火起，不但把吴中行、赵用贤等四人都予以杖责，并且把论救最为激烈的邹元标也列入了应予廷杖之数。这五人虽都受到了很重的杖刑，却因此反而声名大振，当时被人赐以“五直臣”的嘉名。

    “夺情”之说在巨大的威压之下，总算是顺利地通过了，张居正只匆忙地赶回家乡，安葬了他的父亲，便又匆匆赶回京中重理阁务。在他离京之时，阁中事务，除细事由在阁诸人商办而外，万历命将一应要务都星夜送往江陵，还是都要张先生加以决定。万历对张居正的倚信，于此更可想见。

    在张居正的卧病期间，万历生怕失去他的这个擎天之柱，表现得更加显然。他不仅不断派出中使颁敕问病，还频频颁发巨额资金作为医药费用。关于朝中诸务，万历也还是如以前张居正回乡葬父时那样，命次辅张四维等只在阁中办些细务，凡有大事则要送往张居正的家里，还是由他斟酌处理，即在他已卧床不起之时，也还是要把那些重务送到他的榻边。那时京中大小百官，眼见皇帝如此敬重首辅，一则为了上体君心，二则想要见好于辅臣，便也不断请安问候，并且还都各自出资聘请僧、道，建起醮坛为张居正祈寿祈福。人臣而至如此，在封建社会，已觉有些太过，万历虽然并未也予祈福，但也暗予默许，没有表示什么。后来此事传到外间，各地外官，如南京、湖广、河南、山西等等地方也都纷纷设坛建醮，为这位以一身而系天下安危的人祈福、消灾，闹得举国上下，纷纷扬扬，乱成一片。

    张居正死后，最初也是备极哀荣，万历对他的这位重臣表现得也极尽礼、尽哀，赠以上柱国的荣衔，并谥为文忠公，还为之辍朝志哀（即停止坐朝，以志哀思），又命赐祭九坛，仪式按身为国公而兼帝师的人那样，依式举行。诸礼已毕，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监太监等人一体护送，运柩回乡，入土安葬。身后的恩礼如此之隆，在有明一代的所有臣僚中，也是极罕见的。但这份好景为时极暂，仅到次年，便已形势大变，张居正那时便被削去所有官阶，后来又抄了家，最后竟被称为逆臣，几乎闹到了险被剖棺戮尸的地步。

    所以很快就有这样的剧变，那是由于张居正人虽能干，并在政务方面确也很有建树，但他过于威福自恣，却也招来不少的怨恨。特别由于他并不是个廉洁自好的人，招权纳贿，甚至吞没被籍没（抄家）的藩王资产。这些弱点，张居正人在势在，自然很少有人提到，人亡势去，可就很难禁制人们揭开这些了。张居正和冯保，一直都是相互应和，各自为利的，争权夺利，两人都很认真，因此倒也时有冲突，但他们也都明白，他们二人，一内一外，实是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所以冲突之际，彼此都肯克制，虽然两方属下不时还在挑拨，但他们冲突之后总能合好。他们的这一手，确是很有远见，果然张居正一死，冯保便立见孤掌难鸣，不久之后便即同遭祸患。

    冯保倒也早就看到了这种危机，他在看清张居正的病势将不起之时，便已做了安排，他硬逼着张居正，要张把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