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班里一位蒙古族兄弟差点儿成了名人。

    要说名人，那就有好有坏，做好的名人需要很辛勤的努力，还不见得有人记得，而做坏的名人就容易得多，烧洛阳的董卓就一举成名，修洛阳的呢，大概没人记得了——这属于废话，我这蒙古族同学显然不是坏人，正相反，他险些成名的时候正在干好事，用平板车卖力地帮女同学拉行李呢。问题是他的板车技术是在伊克昭草原上练出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林荫里的柏油马路对他来说显然太窄，而轻捷的三轮车对他过剩的精力来说又太不够分量，于是1988年初秋凉爽的空气里，一位斯文的老先生刚刚从五四纪念亭的紫藤萝下面走出来，就看见一辆疯狂老鼠式的板车迎面扑来。

    这先生虽然老，反应还是很快，见势不妙，腰一拧，闪到了一棵大树的后面，而我们那位蒙古族同学来不及刹车，一头撞在了大树上，顿时车仰人翻，老先生也吓得坐到了地上。

    这位同学迷迷糊糊爬起来，就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只见路边的、路上的老师们纷纷跑了过来，却没人搭理他，而“呼啦啦”把那毫发无伤的老先生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恭敬异常。还好，老先生并无异样，冲着蒙古族兄弟笑笑，自己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了。

    有一位教授模样的走过来说：“小伙子，你再加一把劲儿，今天就一举成名了啊……”

    这教授说得一点儿都不过分，那位老者就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泰斗，1927年与顾颉刚、董作宾共同创办民俗学会的文豪钟敬文先生，钟先生在30年代曾经因为和鲁迅的纠葛名噪一时。这一年先生85岁，如果我们那同学真的加一把劲，给钟先生弄出个好歹，只怕想不出名都不容易。

    钟先生比较幸运，前一年，北师大门口的22路公共汽车撞倒一位晨练的老先生，一打听是北师大教政治经济学的教授，赶紧通知学校，结果连中央办公厅都紧急来人了。此人是谁？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世的最后一位代表——刘仁静。刘先生在这一撞之下与世长辞。

    开头写出这样一段，不是说北师大里到处都可以撞到钟先生这样的名人。北京师范大学里当时在世的国家二级教授，也只有钟先生一位，但北师大的确是一个名人比较多的地方，而这些名人都带有一种朴素的风格。在北师大里看见启功先生带着几个学生说笑走来，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惜，现在看不到钱媛先生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外语系教授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凡中的亮丽。当然，谁也想不到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还会施展艺术手段，画她父亲钱钟书如厕，并顽皮地题为“室内音乐”。

    北京的大学多，盛产名士的大学也多，而北师大的名人，带有独特的淡泊和出世味道。翻开北大的学报和北师大的学报，可以看到鲜明的不同，北大的学报充满锋锐和探索，如同清晨激越的号角，而北师大的考据与文化则显出一种对现实的疏远，仿佛黄昏中的古筝。据说早期的北师大并非这种风格，它的前身之一是学生运动十分激烈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为了纪念死难于“三一八惨案”的北京女师学生而作，对了，鲁迅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当年的教授之一。教授里比他激烈而又理智的也有，比如李大钊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正式宣传中，总是强调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的感觉，正式成立北师大以后，它的校风一直就比较恬淡——当然这是指的教授们，学生则特别激烈，其原因后面还要讲到。北师大教授中名人固然不少，但多远离军政两界，民国期间勉强出了一届组阁的翁文灏，办个“好人政府”，还因为外行，没多久就倒了台，这个与能够产生一流名将孙立人的清华大学等校无法相比。究其原因，这些教授们要么是食古不化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