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诸葛亮说的“皓首穷经”，要么是官员落魄，像里面的汪先生，总之，一班致力于办教育的知识分子，肯定会缺少政治色彩。这其中，1952年和辅仁大学的合并，以及北师大著名的老校长陈垣大概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对军政都不敏感，而陈垣先生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成员，校风因此而更加绵醇是可想而知的。

    绵醇的校风并不代表北师大的教授们骨头不够硬。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师范大学举校西迁，千里跋涉，师生退入西安和汉中，在日寇炸弹爆炸声中再开讲义。中文系主任钱玄同因病留在北平，拒绝汉奸劝诱，直至贫病而死；曾因为执行反动教育政策为鲁迅唾骂的女师校长杨荫榆在苏州抗议日军暴行，被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

    北师大的教授和学生有着不同于其他院校的朴素，也自有它独特的原因。曾经有一个阶段，谈起教育部所属高校，最为出色的便是“北人清师”，北京师范大学能够和其他三所院校并列，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也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其他三所院校都有不同寻常的背景。清华和北大是中国教育界的泰山北斗。人大是“党的亲儿子”，陕北公学出身的“红色最高学府”。北师大依靠什么能够跻身其间呢？它有一个难得的优势，就是作为“师范”学校，北师大是不收费的学校，而且为学生提供食宿。这对于20世纪贫寒的中国学子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北师大也因此成为寒门学子的梦想之邦，因此北师大的学生质量一度非常出色。一旦获得了机会，“寒门出武穆”，这些“短衣帮”学生们所爆发出的学习热情是惊人的。

    这一点，直到我入校的1988年，依然没有很大的改变。北师大的录取分在一些地区相当地高，到今天我还在想，如果马加爵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他大概不会烦恼到这样的程度，因为“穷且益坚”、“穷开心”、“穷疯”、“穷闹”在北师大学生都是很正常的思维。和我同宿舍的一位河北同学，从每月20元的饭补中还可以省出10元来寄回家去，剩下的钱只能天天吃“炒素”，为了保持体质，此人每天在操场狂锻炼，结果是一米七五的个子，体重只有不到80斤。今天这么多的减肥方法，还没有一个比他这种厉害的。每年迎接同学入校时，可以看到师大同学的行李普遍比较简陋，标志着学生清贫的来源，当然也有例外，我曾见到一位秀气的南方女生，用她的行李压趴下三个北方大汉，直到第四个人上来帮忙，才把一个沉重的被褥卷抬进四楼的女生宿舍。大家普遍推测人不可貌相，这小女生莫不是武林世家出身？里面藏的是流星锤还是大铁锥？结论要到打开被卷儿才能知道。

    答案是：几百册书，从《微积分讲义》到《大众菜谱》！

    也就是因为这种学生来源，在历届学生运动中，北师大的学生们都远远比先生们活跃，因为他们大多出身于追求变革的下层阶级，且对社会的黑暗面看得比较清晰。

    大概因为这四所院校的规模相近，于是各种顺口溜也就应运而生，有些相当刻薄，比如：“玩在北大，吃在人大，学在清华，找对象到师大”，“清华的设备，人大的嘴，师大的小姑娘满天飞”……从这些顺口溜也可以看出师大学生的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女生众多，令清华、北航等“和尚庙”大为眼红。每年来拉友好班级的不计其数，虽然一度本校男生提出“肥水不流外人田”，试图封校赶走外校男生，无奈此举既遭到“外校恶狼”的猛烈反击，又遭到本校女生的坚决反对，弄得师大男生如同照镜子的猪八戒，进退失据，无可奈何——真是攻不能攘外，守不能安内，只好听其自然。不过，也有人说中国教师队伍男女比例失调，造成国民素质阴盛阳衰，北京师范大学等教育院校要承担一定责任。

    先生们淡泊明志，学生们闭门读书，不免显得后台弱些，到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