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稍宽，接到萧之楚的电报后，蒋介石即回电：

    该师不辞劳瘁，追逐月余，忍饥耐寒，艰苦备至，系念之余，希代慰勉，惟残匪急图远窜，恐稍纵即逝，望尘莫及，尚希饬属一面火速追送棉衣，一面淬砺将士，鼓勇跟追，以免功亏一篑，遗祸无穷，为要。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敌四十四师萧之楚部虽然满腹不愿意，但也不得不遵命而行，继续尾随红军。萧之楚军中日志写道：

    本师各部队于十三日由湄县开始出动，十四日入子午峪南进。时届隆冬，积雪载道，山路峻险，冰滑难行，人马倾跌，伤毙无算。且沿途人少村稀，所止仍多露营，官兵不堪受极度之寒冷，耳鼻手足因冻伤残者有之，其身体较弱，竟至冻死者亦有之。

    敌人苦，尚有补充可望，我军脱离根据地，无衣无食无补，长此以往，部队的稳定与战斗力都成问题。考虑到继续西行面临的困难，结合中央“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意见，不得已，12月3日，部队由新口子出发，再越秦岭向南，通过老君岭、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在秦岭大山里艰苦行军几天几夜，终于在12月7日到达秦岭南麓陕西城固县的小河口镇。到了这里，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千里转战两个多月后，部队终于有了喘息之机。这是红军离开鄂豫皖后第一次进入集镇休息。时任红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回忆：“在清贫困苦的戎马生涯中，能在屋子里安安稳稳睡上一觉，能够放开肚皮吃一顿饭，就是生活上很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满足了。”

    自从离开鄂豫皖苏区以来，部队千里跋涉，日夜转战，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群众支援，风餐露宿，伤病员也无法处置，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只得忍痛将一些伤病员托付给当地老乡。当地又没有基层党组织，谁也不知道这些伤病员的前途如何。伤病员的遭遇，对部队的情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月份离开根据地，战士们身着单薄的夏装，现在时至严冬，山里的气温降到零下几度，到处冰雪覆盖，一万多人的大部队人人冻得打哆嗦，部队伤病严重。所有的这些困难，都汇集成一个问题：部队到底要向何处去？如果再这样无目的地行动，部队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怀疑、不满的情绪开始在部队里蔓延。

    张国焘时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部队行动方向的主要决策人。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至今，中央分局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讨论部队的行动方向。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干部们尤其是高级干部们对此忧心忡忡。部队究竟到哪里去？这样到处打，不建立根据地，部队迟早会被拖垮。对这些问题，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张国焘却一直未向部队特别是师以上高级干部们讲过。结合张国焘以前在鄂豫皖一人说了算、不听大家意见的家长作风，四方面军几个主要将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等人对此很有意见，有的干部甚至酝酿要到上海找中央反映情况。这些意见通过陈昌浩反映到张国焘那里，迫于压力，他立即召开会议，向大家解释了通气不够的原因，通报了中央对部队行动的意见，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意见。为了加强集体领导，中央分局和军委决定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主席张国焘，副主席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曾中生，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总政治部、参谋部、秘书处、彭杨军政学校、经理处、军医院，同时成立“前敌委员会”集体讨论和决策重大问题。

    小河口会议是红四方面军西征以来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最主要的成果是，沟通和稳定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思想情绪，缓和了矛盾，对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达成基本共识：决定部队停止盲目向西前进，在陕南汉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