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统一思想，批评张国焘的家长作风。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对曾中生、旷继勋、张琴秋等人对他的批评和提出的意见耿耿于怀，在以后的“肃反”运动中，给曾中生、旷继勋等人加以“改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秘密杀害。

    “肃反”是那段时期一个令人恐怖的政治运动，从1931年起，从中央苏区到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闽西苏区先后以各种名义掀起“肃反”运动并逐渐扩大，造成严重后果。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发展初期，敌特的破坏和渗透的确很严重，革命队伍中的不纯洁也是客观事实，肃清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敌特和破坏分子确有必要，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年代，将敌特处以极刑也是客观需要。但是，在极左思潮的指导和推动下，在不顾客观现实盲目追求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追求“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下，“肃反”运动被无限制地扩大到苏区的每个角落，一些只言片语被无限上纲，“改组派”、“AB团”等各种名目的反动组织相继被杜撰出来，然后，胡乱抓人，最后搞得杯弓蛇影、指鹿为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肃反”扩大化导致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这已不是错误而是罪恶。

    客观地看，“肃反”运动有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理论依据，与苏联肃反、国际共运、中国共运、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国革命领导阶层的组成、当时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的不成熟以及为追求纯粹而造成的盲目冲动都有直接的关系。“肃反”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极为严肃、沉痛、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共党史、军史、革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需要指出，“肃反”扩大化过程中，有的人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或毒害，政治的不成熟、幼稚，思想僵化、教条，由此导致思想上怀疑一切，行动上狂暴滥杀，这是特定时期我党成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象；也有的人是既有前述因素，又存在个人品质问题，心胸狭窄，唯我独尊，一旦掌握权柄，便以“肃反”为名打击报复，去除政治对手。从已经披露和了解的事实情况看，对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肃反扩大化，张国焘要承担主要责任。

    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中央已有历史结论，笔者不打算在本书中讨论。

    小河口会议后，部队停止向西转为向南，准备在汉中、西乡等地建立根据地。

    12月9日，红十师作为先头部队，在秦岭出口处的许家庙、升仙村打垮了西北军赵寿山部阻击，全军进入汉中。

    部队想到汉中落脚，到了那里才发现，汉中地域狭窄，背有秦岭，前有汉江，如果敌人将两头的道路一堵，部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更严重的是，红军来的时候，这里正遭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一万多人的部队吃粮怎么办？时值严冬，一万多人的冬衣怎么解决？看来，汉中不是理想的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为此忧心忡忡。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大巴山北部的西乡、镇巴、石泉、紫阳、安康等地山大林密，回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在目前的形势下，较为适宜落脚。最后决定，南渡汉水，向那里开进。

    汉江发源于陕西宁羌（今宁强），城固附近的汉江，仍属于上游源头，这里江面并不宽阔，江水也只有一两米深，但水流湍急。一万多人的部队，一时也找不到渡河的工具，架桥也非短时间能完成。城固县城离这里只有二十来里地，县城里就驻扎着杨虎城的西北军。为了保障全军的安全，徐向前、陈昌浩决定，全军夜渡汉江，根据陕南当地党组织提供的情报，渡河地点选在距城固二十里左右的柳林铺。

    12月10日夜，全军来到汉江柳林铺渡口。涉渡点的选择也颇费周折，先后派出去的几拨人回来报告，都说水太深，涉渡困难。看着岸边黑压压待渡的部队，徐向前、陈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