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心急如火，他们带着部分侦察人员，来到江边。由于是冬季，部队里又有很多人不会水，站在岸边干着急。陈昌浩对徐向前说，我来试试。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手拿木棍，大步踏入冰凉的水中，亲自下水试探深浅，结果顺利地步行过去，水最深处仅至胸前。他向着岸边的战士们大声喊道：“水不深，可以涉渡。”

    方面军首长的行动激励了全体官兵，一万多人开始下水涉渡。冬天的汉江，河水冰凉刺骨，赤脚踩入水中，疼如刀割，走到江中间，全身冻得麻木，两脚只知道机械地摆动，脚被江中的石头割破了也不知道疼痛。全军一万多人除伤病员外，上至总部领导，下至普通战士，全部赤脚下水涉渡。徐向前对这次渡江记忆犹新：

    渡汉水，要抢时间，选在当夜。船只极少，我军大部需涉渡。我们派人去看地形，回来说：水太深，过不去。于是，我和陈昌浩带侦察人员骑马到江边，又进行勘察。因是枯水季节，水势并不大，至多齐胸深，我们骑着马就过了江。选好地点，我军星夜渡河。除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运渡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涉渡。来到江边，指战员纷纷跳入水中，奔向对岸，直至上元观地区。在那里我清点了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

    这次红军渡江，也得到了陕南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余洪远回忆：

    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决定，从汉中、城固之间的柳林铺渡江。汉江河床较深，水流湍急，附近三个渡口既没有桥又没有船（沿江船只都被敌人掠走了），要渡江只有涉水。当时正值“三九”寒冬，城固桃花店党支部立即组织熟悉渡口和水性的党员群众数百人，冒着严寒和危险，给红军当向导，带领和护送红军渡汉江。河道的水深水浅，哪里能渡哪里不能渡，渡过去有没有敌人，地下党的同志都是一清二楚的，提供了不少情况，对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渡过了汉江，红军到达西乡钟家沟、上元观一带，尾追的胡宗南部被远远甩在关中，周围除南郑有极少数敌军驻防外，其他地方都无敌军。经过千里西征长达两个月的艰苦转战，红军第一次处于没有敌人前堵后追的局面。

    陕南这一带也有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红军到达后不久，陕南地下党迅速派人来联系，红军也给游击队部分装备，帮助他们建立地方政权。但从全局看，陕南一带的情况也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好，虽然这里没有大股敌军驻扎，但当地土匪势力猖獗，几十成百人一伙，啸聚山林，干着打家劫舍绑票杀人残害百姓的勾当，加上连年旱灾，粮食极缺，百姓普遍食不果腹。现在红军一万多人的大队伍驻进来，土匪倒是吓跑了，但粮食仍旧是大问题，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条件不具备。这里不行，部队下一步往哪里去？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至为焦急。

    部队千里转战，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信息不通，敌情不明，对周围的情况不了解，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敌军的部署情报也较模糊，有时一些情报还互相矛盾。在讨论部队去向时，几位领导提出，要是能够搞到一些报纸看看就好了。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布置派出侦察人员四处搜索。

    知道部队的需求后，1932年12月间，陕南地下党送来几张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和四川地图，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如获至宝。报纸报道了四川的各派军阀“内讧”，四川军阀刘湘带领大小军阀正在与另一个军阀刘文辉打成一团。军阀混战导致四川社会动荡，普通百姓苦不堪言。原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在《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回忆：

    “十二月中旬，我们出秦岭、涉汉水到洋县。从报纸上和敌人广播中，得知四川的军阀在混战，才想到去川北建立根据地。”

    四川的地理条件好，物产丰富、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