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位于四川北部及东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崇山峻岭，地势险要，通江、南江境内群山绵延，海拔一般都在八百至一千二百米，巴中稍微低一点，但也在三百六十至一千二百米之间。这里多为深山老林，山多地少，土层薄，再加上海拔高、气候寒冷，平均积雪期为五个月，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主要生产玉米、土豆、红苕，产量也不高。通、南、巴经济极端贫困，道路交通也极为落后，县与县之间全靠崎岖不平的土路连接，除了一些为了生产和生活而走出的山间小路外，放眼望去全是莽莽苍苍连绵起伏的群山。通、南、巴的山岭间奔流着通江河、南江河、巴河等几条河流，这些河流滩多流急，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船和竹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近乎原始状态的生产水平下，这里的人民还要受到军阀、地主、豪绅极为严苛的层层盘剥，生活极其困苦。

    四川西部是富庶的成都平原，这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是四川的粮仓，素有“天府”之称。特有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使这里成为历代统治者争夺经营的地方。当年，诸葛亮苦撑的蜀汉小朝廷靠的就是四川有利的地形、外部势力的不易进入和富饶的物产，苟延残喘几十年。

    四川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物产，大大小小的军阀和野心家把四川当成了施展雄心的大舞台。

    民国初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无暇他顾，也无力他顾，有奶就是娘，有枪就是王。除了这些有编制的军阀外，四川还出现了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没有编制和番号的土匪军阀。这帮军阀之间翻云覆雨、合纵连横，今天可以称兄道弟，海誓山盟，明天就能刀枪相向，互相讨伐。至于过河拆桥、上房抽梯、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辛亥革命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军阀之间大吃小，强压弱，黑吃黑，互相混战火并。

    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统治四川的熊克武，为解决各军阀部队的粮饷之需，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提用，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印发货币、发行公债、自办报纸、制造武器、拥兵自重、各自为政，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这些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从1912年到1933年二十一年间，四川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其中大多数混战发生在防区制形成之后。

    1926年下半年，面对北伐军的胜利，四川军阀经过对时局进行权衡，决定顺时应变，纷纷派代表到北伐军表态，愿意承认国民政府，军队接受改编。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摇身一变，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这些四川军阀虽然都有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但蒋介石只给一个番号，不给军饷和物资补给，要养活自己手中的数万部队，仍旧靠占地为王，在防区里榨取百姓为生。当时农民头上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共有七十多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将穷苦百姓逼到死亡的边缘。为了快速敛财，军阀对一年一收的田赋开始预征，田颂尧由一年三征到一年二十征，邓锡侯在1931年就已征收到1961年了。军阀的横征暴敛导致老百姓的税额增加了三十多倍。除了军阀以外还有地主老财、土匪恶霸。所有这些恶势力加起来，对于百姓的压榨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当地的歌谣唱道：

    团总保正来划款，犹如阎王朱笔点。

    牌首打起光脚板，半夜三更催命短。

    又是吊来又是打，整得穷人惊叫唤。

    军阀梳子梳，豪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