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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腿杆子”掌政权
筹备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时,已经转任通江县委书记的刘子才将熊国炳推荐给新任的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经袁克服介绍,熊国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川陕省苏维埃的筹备工作。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熊国炳以他亲身经历声讨和控诉国民党反动军阀、地主恶霸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共产党红军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功绩。他的发言朴实真诚,大大激发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热情。经张国焘提议,参加会议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一致同意选举熊国炳为第一届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民登上了川陕地区革命的历史大舞台。

    熊国炳是一个普通“泥腿杆子”,没有文化,也没有领导工作的经验,被革命的大潮推向川陕省政府的最高领导岗位,在新的工作面前,在大批红军将领和老领导面前,他有些惶恐和惶惑,甚至有点手足无措。但他以淳朴和炽热激情投入革命事业,他不会当领导,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起指挥作用的是红四方面军派来的秘书长黄超。但熊国炳勤勤恳恳,认真努力地干好交代给他的每一件事,从未懈怠,更未摆架子耍权威。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熊国炳负责部队的后勤物资供应,在红军西路军中,熊国炳担任后勤部总经理处处长,协助郑义斋开展工作。西路军失败后,根据安排,熊国炳带领两百多名后勤人员随左支队行动,后部队被敌人打散,熊国炳从敌群中杀出来,却落入一个深深的大雪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苏醒过来,由于摔伤加上低温,他的左腿已经冻伤。熊国炳咬牙从雪坑中慢慢爬出,爬了半天后,遇到两名幸存战友。他们扶起熊国炳,找了点柴火点燃取暖。恰逢毕占云支队的参谋方震带领一些失散人员过来,见此情景,方震决定给熊国炳留下五名战士。第二天,这五名战士扶着熊国炳向西走,突然与马家军的搜山队遭遇,他因为自己腿受伤不能走,命令那五名战士快跑,为掩护他们,熊国炳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敌人没有了解到他的真实身份,看他这个样子以为他是一个伙夫,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乘机逃出魔掌。身负重伤的熊国炳靠爬行乞讨艰难求生,在九家窑村,一位张姓老人收留了他,并用土法为他治好伤。伤好后,为不连累老人,熊国炳只身流落到了酒泉。此时马匪正在到处搜捕“赤匪首犯”徐向前、陈昌浩、熊国炳。形势十分险恶,熊国炳整日小心翼翼,到处躲藏。为求生,他到酒泉城内王家醋坊打短工,晚上蜷缩在王爷庙的角落里睡觉。这段时间,熊国炳多次试图离开酒泉寻找红军,但每次出去总是遇到敌人的岗哨关卡盘查而退回。熊国炳欲走不能,只好隐姓埋名继续躲藏。几年以后,他在酒泉安家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熊国炳自食其力,在酒泉农村劳动。由于与红军大部队和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且因西路军的巴山儿女大部分都牺牲而自己苟活,熊国炳深感惭愧,自觉无脸见党组织,无脸见四川父老乡亲,就这样隐姓埋名二十多年。1960年,自然灾害导致全国饿肚子,这年10月,熊国炳家庭生活困难陷于绝境,家里没有粮食,饥饿导致旧伤复发,浑身浮肿,无钱医治,身体越来越差。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世,劝他找组织,他说,自己脱离了党组织几十年,对不起红军,对不起党组织,宁肯自己吃点苦也不给组织找麻烦。在病、伤、饿的困境下,终与世长辞,死后即埋葬在酒泉市泉湖乡许家磨湾的沙漠里。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成都军区副司令陈明义将军讲:“熊国炳是个工农干部,我接触过他,是个好同志,我们活着的人对他的死是过意不去的。解放后他没有任何特殊要求,这就看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品质是高尚的。”

    1933年8月1日,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会议通过《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健全各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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