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束柴草，大鼎里焖红肉蕃薯，暖暖的地瓜烟一扑扑地冒，很笃实的温情。

    唉！我也到了靠记忆取暖的年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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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逾五六十，一回头尽是浮草枯叶岁月，那种恐惧仅次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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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写一封长信，平辈论交，将心比心的于卷。他若能拾儿句揣入心头，则万幸；若不能，也是各自转烛而已。

    别人看他的锦农玉冠；我看他在捉襟见肘。他的才情独异，只坏在我执太甚，于今仍不能看透自身髑髅，遂落得沧桑。年轻时，应以才情傲骨驰骋疆场，年逾花甲，则应以道德力量推波助澜。挣得桂冠难，肯摘下桂冠加冕后辈，自古无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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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迪·艾伦的Radio Davis，与其说是他的童年往事，不如说足他同代人的童年往事，进一步讲，是人类资讯文明的天真浪漫岁月。在那个家庭，收音机是他们的一分子，提供幻想、联系人与人情感的“拟人化机器”；在那个时代，人与人无所谓疏离、冷漠，他们非常尽情地因收音机而绾合在一起，也非常认真地随收音机而作梦、舞蹈。伍迪·艾伦最后以一九四四年的新年夜作为断代，那是二次大战即将结束的时期，也是收音机的声音愈来愈小，童年即将结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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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不见得斗不过撒旦，但当上帝以撒旦的手法突击撒旦时，上帝也变成撒旦。无可避免的，这两种存在缠斗的过程，将是一个人内在世界最繁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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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在今天早晨出现阳光，空气中流动的寒霜，被蒸成满山摇曳的芒白，岩苦菜开成遍地黄花，天窄的漂蓝十分素朴。我从福木林穿过，惊讶于高瘦的茶树居然悬出艳丽的花朵，可惜高枝，攀不到。当我蹲着采岩苦菜花，楼下那位智能不足的小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用模糊的呀呀声向我表示他的疑惑——他一年到头光脚丫，在垃圾箱里翻搅，吃馊菜残果的生活中，大概还没有见过“采花”的人吧！我告诉他：“你会采吗？”他浓浊的鼻音好不容易挣出一个“会！”字，随即赤足而来，弯腰捋化，嗯嗯地将花递到我眼前。我谢谢他，教他捋长些，要带茎带叶的，他不搭理，一径只摘花朵。我说： “你也采一把回去给妈妈插，像我这样！”他又没听，仍然一朵一朵递来。这也好，他那个与他一般傻不楞登的母亲，不认得字，只会与五个毛头孩子争吃零食，大概不会想要插一瓶野花吧！至于他的父亲，一个开计程车的劳动者，除了派他的孩子提五六瓶米酒回来之外，也不见得想看一瓶野地黄花。我的采化情绪因为这微而冷淡起来。我说：“够了，我不要了。”提起东西便走，他从背后追来，啊呀地把最后一朵小黄花给我。

    卧室里插着一瓶花，愉悦我临睡时的眼睛；客厅的小木盘里盛着孩子给我的花，愉悦我写稿时的眼睛；但是，这个孩子该摆在社会的哪一个角落，才能愉悦上帝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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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证明，在没有“责任制”要求之下所开展的两性情感，是不是更为自由、开阔、更有助于彼此生命的成熟！

    在试验的过程中，我发现现今社会对两性交往所归纳出来的生产关系(精神的、肉体的、经济的、文化的……)大多基于对人性原始欲求的规范。不管这种“责任制”是否经过法定程序，或只是彼此心证的结果，我们不能从“规范”出发去想像自由、开阔、有益于生命成熟的情感，我们必须从人性开始披荆斩棘，更重要的是，从自己原始的欲求开始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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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若把另一个人疼人心了，那真是任凭白个儿粗胚农裤，也要翻箱倒箧给另一个人裁锦农玉服。

    阿嬷要妈妈打电话问：“冷不冷！买一条新棉被给你。”又撺掇我搬离家近些，早晚有热饭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