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也就是布鲁斯去协和医院探望孙冶方的那一次，他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用四寸盘子装满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之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

    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的声音，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一个叫邓加荣的研究者在《孙冶方传》中记载了孙冶方的忘我工作状态：“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断地有人来谈，不断地有人送来初稿，他则今天准备口述材料，明天阅改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初稿，超常地劳作，超常地运转在推理和断言之间，让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盏膏油将尽的孤灯吱吱发响地煎熬着灯芯……除夕夜晚，尽管已经发现小腿浮肿和心口阵痛，他还是没有休息，上午做过肠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修改《价值和价值规律》一章的提纲。春节只休息两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笔来……”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

    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对于孙氏理论体系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当时论者有两个观点：一是他所倡导的“过程论”，也就是从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进入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论述方法；二是他的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理论阐述，第一次把价值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的地位。不过，吴敬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冶方理论体系与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经典理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等弊端。

    孙冶方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试图以他所说的价值规律为核心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根据他的设计，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便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按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