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以至于有人以为大桥真的要动工了。1937年，钱塘江桥工处又进行了测量钻探工作。1946年，抗战胜利，京汉铁路局工务处，进行了第四次测量，并进行了论证和准备。但都因局势动荡作罢，望梅止渴，终为泡影。江流如斯，逝者如斯。

    1949年，武汉迎来了解放。新中国建设急需物资流通，于是恢复了火车轮渡。用一艘趸船，上铺铁轨作为渡船，取名“汉口号”。车辆下江和上岸，用绞车牵引。一列火车过江，至少一个半小时。当时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副部长吕正操，深感作为南北运输干线上的武汉长江的瓶颈，指示桥梁专家尽快提出报告，在新中国正式建国的前10天，即1949年的9月20日，桥梁专家梅旸春提出了“武汉大桥计划草案”报告。

    次年初，中央人民政府指示铁道部，着手筹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新中国百废待兴，共产党人向世界的一次重大显示，就是征服长江，修建大桥。1950年5月，“武汉长江大桥测量钻探队”队长梅旸春主持召开了有中南区交通、学术界著名人士参加的武汉大桥测量钻探工程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一致认为，通过钻探，桥址以龟山至蛇山线最为适宜。尽管在两山之间是断层的陷落地带，江底的岩层曾受过拗折和压碎，个别的基础较差，但总比其他地方的岩层距江面为近；两山间的江面也较为窄狭，不及下游的一半；山坡更可利用作为天然的桥台和引桥。

    为这样的结论，已经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钻探，还公布了4个比较线，但都被否了。

    此意见于该年6月报当时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7月，武汉市市长吴德峰召集各界代表83人征求意见。多数人赞成选龟蛇线，但也有人反对，认为此线会破坏蛇山黄鹤楼古迹，以走龟山至武昌凤凰山线为妥。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认为，所谓黄鹤楼，已并非古楼，是晚清所建的奥略楼，且并不雄伟，显得小气。不如趁建桥良机，在桥侧另选一址重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黄鹤楼，恢复旧名。这个设想十分给人以憧憬。只是在拆毁旧楼后，在通车后的29年，1985年，才将新的黄鹤楼建起，自是后话。

    在以后的三个年头里，铁道部先后邀集了各方面的教授、专家及各有关部门代表和苏联专家召开“武汉大桥会议”，对桥梁的选址、结构、材料、载重等级、桥墩及架梁施工方法、地质勘察、建筑美术、桥下净空等诸多问题进行反复论证，边论证边设计。

    1953年的2月16日深夜，是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乘坐着他的专列，又回到了他阔别25年之久的白云黄鹤的武汉。第二天他请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几位领导吃饭，席间谈起了武汉长江大桥勘测情况。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大型工程。当晚，湖北领导和专家向他汇报了大桥勘探和论证的结果，共8个桥址方案【后又增添了几个】，毛泽东当时没表态。18日，一夜的风雪骤停，江城又现出了难得的太阳。毛泽东爬上蛇山，到了黄鹤楼上，他是要实地踏勘龟蛇桥址线。其实，对这儿他太熟悉不过了。龟蛇二山在雪后初霁的大江两岸，显露出它们独有的英姿，仿佛是两个厚实的肩膀，向毛泽东暗示，来吧，把这座大桥放在我们肩上……

    这可是两个铁肩啊！

    下了黄鹤楼，他拍板：就是八号！

    八号指的就是第八号方案，龟蛇二山胜利了。

    据地质勘探亿万年前本来就连在一起的二山，现在又将要连在一起了，这将是在20世纪的中叶。

    紧接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了铁道部组建武汉大桥工程局，党委书记由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任，局长由当时的铁道兵副司令员彭敏出任。

    7月，彭敏率9人小组赴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