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洞庭湖问题上的争锋和辩论。

    能够回到过去吗？回到“九穴十三口”江水南北分流的年代，回到李太白诗句中“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的美景里，回到范仲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里。在文学家的眼中，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江和湖，以各自最适意的方式流淌，激发着人们挥洒无羁的想象力……

    然而这一切，仅是凭空的臆想。

    在水利专家们的眼里，江湖的复杂局面已然形成了定局，长江赖穴口分流，洞庭调蓄，水患较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湖面日狭，容量日减，滨湖和荆南水患加剧的现实，清代以来，各家各派纷纷拿出治理方略。

    是废田还湖还是塞口还江？是舍南救北还是南北兼顾？是以蓄为主还是以泄为主蓄泄兼筹？争论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湖南巡抚陈宏谋以围垦日多，湖面日狭，溃裂日甚，危害愈大，奏请永禁滨湖新筑堤围，对有碍水流堤垸勒令刨毁，西洞庭湖区于乾隆二十八至三十三年，废弃吐珠、马家、斛斗、盘陀、蒿子、善卷等障垸。废田还湖举措，深得清帝弘历嘉许。道光年间的高邮知州魏沅，在《湖广水利论》中，也认为“不出水之碍，而免水之溃，必不能也，欲导水性，必掘水障”。

    塞口还江之说，清末已有人论及。民国时湖南省议员彭懋园在《对于水利之我见》中驳斥了废田还湖之说，“洞庭湖水灾来源，不在湖田之围垦，而在于泥沙之倾积，无荆江四口，即无大量泥沙，无大量泥沙，即无湖田”，“故与其废田还湖，不如塞口还江。”

    细究这两种说法，令人深思的是，在陈宏谋的年代，四口南泄的局面远未形成，要到事隔100余年后的1873年，四口分流才成定局。塞口还江与废田还湖，这两个争锋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分属不同年代的观点交锋，就如“关公战秦琼”一般，搅乱了历史的阵脚。乾隆年间的湖南巡抚陈宏谋的“永禁滨湖新筑堤围”的举措，究竟对后世产生多大的影响，无从知晓。当100余年后，藕池、松滋相继溃决，四口分流成了定势，长江携带的泥沙使洞庭湖中的新洲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时，那些被新洲刺激得血脉贲张疯狂围垦圈地的地方豪强们，早已把“废田还湖”丢到了九霄云外。江、湖、田，三者之间的矛盾演绎得越来越激烈，江淤塞了湖，湖诞生了洲，洲衍生了田，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人类那双觊觎的眼睛。

    而地域和利益之争，更加让江湖关系变得复杂化。

    其实早在南宋时期，因江湖关系带来的南北利益之争就已露端倪。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乾道四年【1168年】，荆江大水，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使人掘虎渡堤”以刹水势。乘夜色派人开挖虎渡堤，使洪水汹涌向南以保全荆州城，这不像一次光明磊落的举动。方滋的这一举动，始开“舍南救北”的先河。

    明嘉靖年间的1542年，北岸最后一个分泄江流的郝穴被堵塞。

    明万历初年，开浚虎渡河，西南洞庭水患增多。

    咸丰二年【1852年】，藕池马林工江堤决口。段毓云《南县乡土笔记》载：“荆州驻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在洪水高涨不退之际，拟向藕池方面开口消泄，以杀水势，南岸不肯掘口，驻防将军用大炮对准南岸轰击，抢险人群纷纷逃命，南岸遂决。”

    从南宋的方滋偷偷摸摸派人开挖虎渡堤，到清代那位鲁莽的满族将军下令炮轰南岸堤防，舍南救北、以邻为壑，一种狭隘的治水思想主导了明清两代皇朝。

    民国的李震一在《洞庭湖环行记》一书中写道：“明末清初，江北有为保障荆江北岸而筑的北江堤，江南也有保障荆江南岸而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