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可以通过打井，从她宽阔的河床下找到水。

    山区不一样，大水刚刚走过，干旱随后就到。山里人赖以生存的田土，大多依山就势，艰难地镶嵌在岩头坡边，有的田土索性根据其小，直接命名为“簑衣丘”或“斗笠丘”。一块斗笠大的地方，也要被山里人充分利用，也会被人尊称为一丘田，可见山里人寻吃的艰难，很难看到几块在同一水平面上的田土。过去我们山里拥有了几亩连在一块的田地的人家，那便是令人羡慕的富人了，建国后大都被划成了“地主”成份。

    为了使这些遍布于山山岭岭之间的田土得到适时的翻耕，山里人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的，那便是用背篓把刚生下来的牛背到山上去喂养，待长大了，好翻耕那些小小的田地。因那山路陡险，长大了的牛是无法爬上去的。可怜那些被背上山去的牛，从此再也不能下山来看看它们的亲朋和出生地。

    在漫长的典型的农耕社会里，这些簑衣丘和斗笠丘，只能是“望天收”，老天多下一点雨，就可多收得三五斗。年景不好，就只能眼巴巴地坐以待毙。这些可怜的田地，永远也享受不到江河和溪流的饱足的浇灌。

    自古“水往低处流”，在我的长辈们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自然法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便心安理得自认命苦，只要你还生活在山里，溪水就流不到你的地里。因水难上山，山又留不住水，山里很难种上水稻，山里人多以旱土作物果腹。山里最能耐旱的庄稼是红薯，其次是玉米和高粱。小时候，我们最向往的幸福生活是吃上一顿纯粹的白米饭。盼望这么一顿白米饭，往往要等待一年，只有在大年三十的团年饭桌上，我们才能闻到纯粹的白米饭的香味。在山里人的经验和见识中，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香味。

    我们的祖先永远铭记着一个叫做谢仲塬的广东人。乾隆五十年，谢氏在我老家平江当知县，其时正逢平江县普遭大旱，山下的河流几乎断流，山上的塝土更是干得冒烟。春种作物，大都夭折。眼见得手下臣民颗粒无收，这可是天大的事情。谢知县忙从老家引进一种叫做“安南薯”的红薯，令百姓广为栽植。此薯无需播种，摘其藤蔓尺余，插入土中，即可成活，无论山坡洼地，不分土瘦泥肥，此物见泥即可生根，可耐旱，可经风雨，几个月后便可长出拳头大小的红薯来。一蔸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生食此物，无需烹煮，也可将人畜养活。

    这一年，平江人无奈之际，半信半疑跟着谢知县栽红薯苗子。这苗子果然不怕干旱，慢慢就见爬满了山坡。十月间薯熟，掘开泥垄，竟是果实累累，尝来肉质细嫩，甜润爽口，浆汁丰腴。平江人依赖此物，度过了一个大灾之年。

    从此平江山地，甚至整个南方的山地，都是从广东移种此物，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山民的主粮。

    平江称此物作“茴”。全中国种植此物的地方，没有第二个地方把它称作“茴”的。有史学家曾用心来研究这个称呼的来由，至今终无所获。

    两百多年来，谢知县给平江人民带来的大恩大德，罄竹难书，便建寺以做铭记，人称他为“茴老爷”。“茴老爷”的声名，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比当今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声名，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茴”是平江人至南方山地人的主粮，大米成了杂粮。那时候国家干部、人民教师之所以令人羡慕，是他们每个月可以凭粮证到粮站籴到27斤大米。尽管这样，这27斤大米里不掺茴，也还是吃不到月底。何况绝大多数干部出身农村，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围着这27斤大米吃，要是不掺茴，几天就消灭掉了。

    茴一身都是宝，从头到脚都能做得用。茴可以熬糖，那时候没有几户人家能买得起白砂糖的，就熬茴糖自用；茴和茴蔸子可以蒸酒，许多人家靠蒸茴酒待客；茴藤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