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大街小巷。

    4.食品质量的优劣，很为当下媒体关注，而饮用水的好坏，早就成为媒体发矢之的。毋庸置疑，如何控制食用水质量也是香港政府供水的一个至为头疼的问题。1894年，广州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感染瘟疫去世，境内外媒体广有报道。同年5月香港首先在太平山区发现疫症，之后迅速蔓延。香港的商业活动大受影响，不少商行的东主纷纷携带雇员及家眷离港回粤，食品及日常用品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事后检点，卫生部门认为，此次瘟疫的发生，与人口密集，居住环境恶劣及居民缺乏卫生常识有关。而疫症发生后无法控制，主要是因为政府早期的供水系统及排污系统不完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政府组织专家，逐步进行食用水过滤工作。最初沿用英国流行的沙溜过滤，过程相当缓慢，在雨季期间，雨水流量充沛，水塘收集到的雨水大多夹杂大量沙泥，由于滤水池容量有限，往往造成食用水混有泥土，腥膻难闻。政府于1924年购入较先进的英国设备，减少过滤时间并改善过滤质量。除此之外，政府开始定期抽取食用水样本化验，并向外公布水质化验结果。相关工作主要由英国皇家化验师执行，公告张贴于市廛，知识晓谕于里巷，顿时人心安定。时光荏苒，骎骎而至20世纪上半期，香港虽然发生数次旱灾，天象大炎，云霓遁影，可是市民因为公共食用水不卫生而感染传染病的个案依然屈指可数，瘟疫暴发的危险基本解除。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水塘建设是当时政府确保供水的唯一开源而卓有成效的选择。于是，大潭水塘之后又有九龙水塘、香港仔水塘、城门水塘等等，整个供水系统的开发基本反映了人口分布情况。因为发展得早，港岛的人口较九龙新界更为密集。1929年香港发生天旱，九龙区因为人口密度较低，耗水量较少，供水仍处于充裕状态。所以政府构想兴建连接港九两地的跨海输水管道，将九龙半岛及新界水塘收集到的雨水运至港岛缓解食用水压力。此乃一小型的“北水南调”工程，但在当时，也算一个不小的胆略与谋划。当年项目几经辗转，终获英国方面批准，霍然振衣，正式开工。十年间，当局共兴建了三条海底输水管，清水潜流，滋润本岛，居民为之雀跃，因为他们再不用像古人那样逐水而居了。

    5.前期的水塘均是依山而建，就着山谷拦坝蓄水。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一样稀缺，“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政府、专家与市民都需要跳出窠臼，另辟思路。1959年政府开始筹建一项无论在设计或投资上都是划时代的工程——船湾淡水湖。这一水塘选址不在山谷，而是在海边。当局利用新界大浦湾一带半月形的海湾，于大尾笃半岛兴建一条长约1.25里的水坝，横越海峡，连接大浦海岸对开半岛白沙头洲，改变原有的海岸线，使之成为一个长3里半，宽1里，面积达2950英亩的海滨之湖，再将湖内海水抽干，储存淡水。工程相当浩大复杂，除大型水坝外，还需修建配套的抽水站及配水库，历时7年方才完工。“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建成后水库容量达373亿加仑，是为当时全港水塘总容量的3倍。

    尽管水塘与库湖陆续兴建起来，但因为岛内河流短小，缺乏兴建大型水库的自然条件，形势比人强，现有水塘的规模供应总是赶不上急剧增长的人口需要。1931年起，九龙半岛人口上升至全港人口的30%，城市从一个核心增至两个。“北水南调”渐渐失去了意义，现出式微之态。早年的国内义和团运动及之后频仍的战乱，难民流离，裹挟南下客家之移民人头汹涌，大量进入香港，如同音乐节奏，一段之后又是一段，人口膨胀导致多次水荒。

    6.香港天文台由1884年开始记录香港雨量，根据记录，1895年降水量为45.83寸。当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