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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就在铜官地质队的会议室，而西铜官村又正是地质队的据点，可谓现场办公，因此西铜官村的村民们，很可能不但已经知道新安江要造水电站，也知道电站的大坝，将建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村庄的位置。即将背井离乡的忧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们别无选择。

    我曾在网上见过一个帖子，说新安江水库的位置原先是定在街口，被一个设计专家偷偷改了图纸，挪至建德铜官。说这个专家是安徽人，冒险保住了徽州的大片良田古迹，自己却被抓起来判了刑，云云。帖子一看就是无稽之谈，许多跟帖也表示此说毫无根据。但这个帖子的出现，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确实有一种说法，在新安江移民中间流传了多年，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一百里。另外，还因为在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1946年，国民党政府就有过一个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的打算，选址正是在街口，传言于是由此而来也未可知。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时的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与后来负责新安江水电站设计与施工的技术总监，却是同一人，名叫徐洽时，原籍江苏宜兴。

    在新安江上建造水电站的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项目，最初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譬如徐洽时等三人【另两人是张铁铮和王宝基】合写的《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就是一份绝密文件。正是这份1952年6月形成的密件，经华东局经济委员会上报到国务院后，得到了正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列入重点基建项目。不过那份报告中的建站地址，选的还是罗桐埠。

    为什么后来又改成建德铜官了呢？

    说来难以置信，在1952年准备对新安江进行开发利用的时候，相关的地质勘探只有一个五人小组，主要的资料积累也仅限于地面踏勘。以如此薄弱的基础来建造大型水电站，确实需要“敢想敢干”的气魄。虽然精神的力量在那个时代并不缺乏，但盲目的风险也几乎同时存在，好在很快有了一批苏联派来的地质水电专家。我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好像有过一篇《第聂伯河水电站》，是什么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前来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苏联人中，就有参与过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的地质专家卡伐里耶夫和水文专家鲁赤金等。

    苏联专家的参与，当然是“中苏友好”的象征，却也不排除新安江水电站本身魅力对他们所产生的一种挑战性诱惑。位于乌克兰【当年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扎波罗热市附近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始建于1927年，1939年竣工，卫国战争期间，为了不让纳粹获得电力被炸毁，战后重修，修复工程直到苏联专家来中国的前两年，也就是1950年，方才完成。虽然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成，被誉为苏联工业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但她坝高为60米，装机容量是56万千瓦，而新安江水电站的预期坝高超过百米，装机容量为67万千瓦，作为水电建设专家，那是无法不动心的，何况新安江又是如此美妙而传奇的一条河流。

    对新安江流域的地质勘探开始重新布局。苏联专家认为，建设这样的大型水电站，光踏勘地面是不行的，还需较大范围的地质钻探。他们提出的，当然是苏联水力发电工程的地质勘探规范程序，但科学的道理和方法是不分国界的，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边学习、边摸索，以积累自己的体系。于是新组成的地质队从新安江上游的安徽境内，至新安江下游的浙江建德地区，又开始了全面踏勘，以寻求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

    新一轮的踏勘广泛而又细致，从山体、地质到水流，逐一备案，光是沿江布设的水文勘测点，就达51个之多。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