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宫，其殿阁巍峨，装饰华丽，内有不同名号的宫室十多处。此外，另建有临江行宫等。此时炀帝威震四海，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

    同年六月，炀帝又将江都的地位提高，“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令江都有了陪都地位，成为隋在南方统治的政治中心。据《隋书》载，次年，“十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僚，颁赐各有差……”此次南巡，近一年时间。本欲东巡会稽，但因即将征伐高丽，于是，“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未回东都，直接巡视了征战准备情况。为了这场战争，炀帝开凿了永济渠，于黄河向北直达涿郡，兵甲粮草皆从此渠运往战地。渠成两年后，又令天下富人出40万钱买马，并派使官阅检器仗，务令精新，若有滥恶，则立即斩首示众。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战争。

    这位皇帝是个真正的好大喜功者，似乎凡事都求极致，冠冕堂皇。他下令左右各十二军兵分二十四路，“络绎引途，总集平壤”。每军统领骑兵40队，步兵80队，设大将、亚将各1人，下设各团偏将1人，另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卒夹道护送。每军又特置受将使者1人，直接听皇帝命令，不受大将制约。兵力总计1133800人，而后勤供应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后，每天发一军，前后相距40里，连营渐进，40日后才出发完毕。最后御林六军出发，长80里。故史称其“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旗旌亘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师之威，未之有也”。其实，征一小国，何须如此阵势，且兵在精而不在多。也许，炀帝此行也意在炫耀，以此声威，似闻者必降。故严令诸将凡进止都须奏闻待报，不得专擅，若高丽投降，必须安抚。结果误了战机，隋军渡辽水围辽东城时，守军遇危，即称投降，隋军即停攻。驰奏朝廷，然命至，守军补充完毕，复又坚守拒战，如此反复，打打停停，无一城攻下。可炀帝仍迷信自己的声威，执迷不悟。直至大将来护儿从海路攻至平壤，被守军击得大败，精兵4万，仅数千逃回船上；宇文述所率30余万人马，除一军保全，其余仅有2700人逃回。加之资储器械亡失殆尽，隋炀帝只得撤军败归洛阳。

    大业九年【613年】，炀帝再次征发全国兵力集于涿郡，修辽东古城以储军粮，再次以“拔山移海之势”亲临辽东，再次发动了与高丽的战争。此时，隋之境内已不安宁，时有揭竿而起的起义者，局面已呈乱象。可炀帝竟毫不顾及，仍大举兴兵。二征高丽炀帝吸取了上次教训，允许诸将便宜行事，双方攻守20余天，均伤亡惨重，可这节骨眼儿，传来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素之子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的消息。被委以重任的杨玄感扣住粮草不发，断了炀帝后路，又谎称大将来护儿造反，并打出“以救兆民之弊”的旗号，得下民支持，不久攻下洛阳，以大军10万，直逼关中。于是炀帝连夜下令撤军镇压，而杨玄感因战略失当，兵败自杀。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隋炀帝再次下诏议征高丽。其时已是国政垂危、大厦将倾，人心惶惶，数日之议，百官竟无敢言者。然炀帝不顾一切，独断专行，似乎只是为出心头的一口恶气，又出大手笔，复征天下之兵，“百道俱进”，再伐高丽。三月，炀帝至涿郡。可此时已成乱世，诏书似成一纸空文，应者寥寥，诸郡多留兵不发，所发之兵也相继逃亡。虽屡斩叛军者示众，怎奈大势已去，至七月，应召之兵仍失期不至，于是炀帝驻军辽西怀远【今辽宁北镇】，隔辽河相望，不敢冒进。还是大将来护儿率兵从海路至比奢城击破高丽，兵临平壤城下。如此看来，所谓“百道俱进”的铺天盖地的大军已成泡影，只一支精兵便能奏效。高丽王元亦久战疲惫，难以支持，遣子乞降。炀帝大悦，令来护儿随即撤军，八月班师回朝。可当他回长安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