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作为，已日益失宠。杨广则深谋远虑，派亲近宇文述带金宝入京，拉拢权臣杨素、杨约，多次与约饮酒“共博”，每次皆故意将财宝输光，待言谢时则称为“晋王之赐”，说明夺嫡之意。由此，靠心腹联络更多权臣，“私赂东宫幸臣姬威”刺探太子情报，稳定江南，取南北名流支持，巧取人心，于是内外形成一股“废勇立广”的较强的力量。

    杨广知皇后之言，上无不用。他消息灵通，凡父母派人考察都能有效应付。他“姬妾但备员数，唯共萧妃居处”，“后庭有子皆不育”，使母后“由是薄勇，愈称晋王德行”。且父母派来晋王府的人，杨广无论贵贱，都与萧妃亲迎，并热情款待，“申以厚礼”。致使往来的仆婢，“无不称其仁孝”。而杨广每次上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使其在父母、朝臣心中“声名籍甚，冠于诸王”。父母亲来考察，所见侍者是穿着俭朴的老丑，连屏帐亦缣素，乐器亦仍弦断蒙尘，让吝啬俭朴的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终在600年杨广再次取得北逐突厥的军功后，废勇立广，文帝亲宣杨勇“建春宫”、“近小人”、“迁奸佞”、“乱天下”的大罪，废为庶人。重立杨广为太子。

    按韩隆福教授的说法：杨广夺嫡成功，凭借的是其“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和功劳；治理并州与江南的政绩，以及亲信集团的努力，利用了关陇集团的内部矛盾，取得了后宫和朝廷的支持，加上父母的钟爱和考察，杨素等的权谋，在政治、军事、舆论、策略的较量中，日益显出越来越大的优势，最后击败了杨勇，取代了东宫，坐上了太子宝座。我觉得此说合乎实际，是中肯之论。

    杨广更不可饶恕的罪行是“弑父”。关于隋文帝之死，唐初官修的《隋书》并未坐实，记载比较隐晦和极为简略。其中记载最详的《隋书·后妃·宣华夫人传》并没有所传被张衡毒杀的记录。《隋书》中所有与文帝之死有关的传文，都没有炀帝弑君的明确记载，且疑点颇多，多重复了杨广调戏陈夫人的桃色信息。后来，司马光撰时，综合了《隋书》各传的说法，仍说“中外颇有异议”。只是胡三省注才将“异议”注为“此上叙帝所以见弑”便真成了“弑父”了，可据《隋书·高祖纪下》记载：“秋七月已未【初一】曰青无光，八日乃复。己亥【初五】，以大将军段文振为云州总管。甲辰【初十】，以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十三日】，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下面是“遗诏曰”。这里已将文帝病死的事实说得颇为清楚。即使真有“弑君”之事，袁刚教授也认为：仁寿末年，“废勇立广”的斗争达到水火不容之时，“杨广被迫自卫，由卫宫走向夺位，在隋文帝态度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肆行弑逆，冒天下之大不韪，乃是势所必然之事”。

    仁寿宫变，被废为庶人而文帝死前又欲重立的前太子杨勇被杀。而拥有52州，几十万军队的汉王杨谅兵变。然而，“君臣位定，逆顺势殊，纵有士马精兵，人心已是劣势”，故杨谅所辖52州从者只有19州，其中亦有反对者。杨谅从起兵叛乱之日起，三四十万军队“月余而散”，杨广仅用10余万部队胜之，开创了大业之治的时代。炀帝考虑到自己帝位已定，与杨谅终有兄弟之情，仍“屈法恕谅一死”，以示宽容，将其“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

    对此，韩隆福教授认为：仁寿宫变，是杨广开创大业之治将隋朝推向极盛的关键，是国家之幸。他的任何兄弟为皇，都不可能有如此的才能和气魄。与任何帝王相比，隋炀帝的大业之治，都不比隋文帝的开皇之治或唐太宗的贞观之治逊色。其次仁寿宫变既稳定了杨广的地位，也避免了统一国家的分裂，亦避免了人民再遭血雨腥风的灾难。再则，杨广宫变为皇，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带有明显的进步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