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篇 隋炀帝与大运河
举国之兵，只为高丽王对其俯首称臣，既不掠城，也不灭国，似乎只为出一口恶气。如此轻率用兵，最终只得到一个口头诈降，却亡了自己。百姓是反对征辽之役的。“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已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人饥相食，邑落为墟”的荒凉败象，“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其时，太史令庾质曾力谏：“此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对此直言，炀帝竟全然不顾，致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大业七年首伐高丽时，山东、河南发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大规模的反隋起义就此爆发，反徭役、兵役，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一些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投奔义军，烽火四起，渐成燎原之势。
炀帝不顾人民死活，三征高丽致使官逼民反，朝臣中怀有异志者遂乘机火中取栗，于是乎众叛亲离，炀帝陷入绝境。炀帝无视民之艰难，而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却未用之于民，最后倒成了李密反隋之资。大业十三年，李密策划瓦岗军攻占了隋最大粮仓兴洛仓，开仓济民，恣民所取，得到热烈拥护。隋用自己积累的几十年也用不完的粮食助人灭了自己。正如王船山所言：“聚钱布金银于上者，其民贫，其国危；聚五谷于上者，其民死，其国速亡。”
隋之遗产
据胡如雷统计，隋末乱世之中农民起义共120余起，而地主豪强起兵也达60余起，为历代所罕见，可见隋之内部矛盾是何等突出，如此纷乱之际，水火难容，宫苑之内又分崩离析，各怀异志，隋安能不亡。
当李渊的关陇贵族集团于纷乱中潜结英俊，密召豪友，于静观中培置势力，攻克长安扶炀帝之孙杨侑为傀儡皇帝，炀帝死后，杨侑“禅让”，李渊继位，国号称唐，便顺理成章地当了皇帝。
唐朝建立，遂对官僚地主及农民起义武装采取了镇压和分化瓦解的方式，逐一加以铲除，此如王船山所言，斯时“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唐之为余民争生死以规取天下者，夺之于群盗，非夺之于隋也”。“隋已无君，关东无尺寸之地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言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则其视杨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顺逆之分，相去悬绝矣。应当说，唐取天下固然靠自己的实力，但颇顾忌名分，起兵的时机亦恰到好处，在舆论上做得“名正言顺”而无大逆不道之嫌，即使继帝位亦为“让贤”，可见李渊的深思熟虑及其政治智慧。而“荡夷群雄”也确救民于水火之中，故唐之兴盛，亦在情理之中。
隋基业短暂，二世而亡，但隋却为历代的统治者及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宝贵遗产。其最为丰厚的遗产，便是炀帝开凿的大运河。
新朝初始，百废待兴。《新唐书》卷53《食货志》云：“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尽管隋末之乱江淮也曾遭战争洗劫，但与北方相较其害较轻。大运河为炀帝所奠定的基业，加以修整，令唐“渔翁得利”，给了其充足的实惠。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皮日休在《皮子文薮》卷4《汴河铭》中亦指出：“隋之疏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亦如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其实，不仅唐朝前期，整个唐代基业，“军国大计，皆仰于江淮”【《权载之文集》卷47】。安史之乱后，“国之赋税，出自江南者十之八九”，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