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甄氏“姿貌绝伦”，大为惊叹。曹丕一离开，刘后便出了一口大气：“不忧死矣！”果如所料，曹操一听说曹丕看中甄氏，马上“遂为迎娶”，曹丕对于甄氏也“有宠”。十分明显，甄氏十几岁成为袁熙之妻，二十四岁又作曹丕之妾，并不是由于秀外慧中，而是因为天生尤物的“姿貌绝伦”。曹丕业已问明她是袁熙的妻子，明知袁熙当时还没死，但她作为战争胜利者，原属失败者的人、财、物全都成了他的战利品，把甄氏猎为私家“宠”物也就顺理成章。

    甄氏被曹丕猎为私家“宠”物以后，替曹丕生下了后来继位成为魏明帝的儿子曹叡，以及女儿安乡公主。无论曹丕对她怎么样宠爱，她都始终小心谨慎，按照封建皇权道德，多次劝曹丕“广求淑媛，以丰继嗣”。曹丕的众多妾媵当中有个任氏，由于“性狷急，不婉顺”得罪了他，决意遣出。甄氏主动劝谕道：“任既乡党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曹丕“不听”，“遂出”任氏。这件事表明，即便在受“宠”期间，甄氏也只是曹丕的众多私家“宠”物之一，说话没有多少分量。献帝延康元年（220）正月，曹丕即魏王位，没有将甄氏封为王后；六月南征，又把甄氏留在了邺城。《三国志》及《魏略》、《魏书》都回避了个中原因，如今据年算一算，当时甄氏38岁了，在曹丕眼里已近人老珠黄了，失去“宠”爱固属必然。这决不是我妄加揣测，她的本传里，后续记载便是明证。魏黄初元年（220）十月，也就是曹丕南征四个月后，魏代汉兴，曹丕“践阼”称帝。曹丕称帝后，原汉献帝、现山阳公刘协立即“奉二女以嫔于魏”，献上了一份政治厚礼；加之“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氏就“愈失意”。先前那样婉顺的甄氏，“愈失意”后不免“有怨言”。怨言传到曹丕耳朵里，“帝大怒，二年（221）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这一个天生尤物，在曹丕身边匆匆走过17年的人生历程，由战争猎物而私家宠物，而男权弃物，死年只不过39岁。生前并没有当成王后、皇后，身后才母以子贵，曹叡于太和元年（227）继曹丕皇位为明帝后，方才“追谥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比一比貂蝉，甄后固然少了某种礼物、替物的遭际，荣华日子也稍长一些，但基本的命运轨迹并没有本质区别。

    另一个显例是江东二乔。乔，《三国志》作“桥”。《周瑜传》记载，建安三年（198）周瑜投奔孙策，受任建威中郎将。“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是个“长壮有姿貌”的美男子。孙策与他同年，也人称孙郎，“亦英达夙成”，两人十几岁“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周瑜随孙策“攻皖（今安徽潜江县），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两个结义兄弟的青春美男子，同娶两个同胞姐妹的国色美少女为妻，不唯在三国时期，抑且贯穿古今，都是一段等闲难求的儿女佳话。但一个“得”字，一个“纳”字，多少寄寓着一些春秋笔法。

    裴注引《江表传》说，“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一个“戏”字更见蹊跷。引文两处提到的桥公，一般认为即是《武帝纪》里那位赏识青年曹操的“梁国（汉代梁国属豫州刺史部，地在今河南商丘南）桥玄”，建安七年（202）曹操曾“遣使以太牢祀”。从孙策的话里看，桥玄于灵帝光和年间（178—184）病逝以后，他的两个女儿就幼年失祜，“流离”在民间，当时至少也有十几二十岁了。所谓“得”，其实是俘获，两个尤物都是他的战争猎物，猎物自然可以“纳”为房中私物，根本不需要征询二桥的意见（尽管果有征询，二桥多会愿意）。把这件专断独裁的事，当作一桩善事、美事而用“戏”言调侃式地说出来，凸显出了孙策那种军阀式的男权得意之概。尽管相关的史籍当中，再也觅不到二桥后来踪迹，但孙策、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