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麻烦在于集权，集权的麻烦在于皇帝。

    我们知道，帝国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并不是一般的集权，也不是一般的中央集权，而是集天下之权于一人。这个人，就是皇帝。从汉的削藩，到明的罢相，帝国不断集权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加强皇权的过程。所以汉武帝要另立内朝，宋太祖要收回兵权，清雍正要再设军机，也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威胁到皇权的可能。这就常常使人误以为帝国实行的是人治，即皇帝的"一人政治"。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和民间都有很大市场。

    但这并不是事实。

    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人数不少，却未必都在当家作主。比如东汉皇帝十三个，成年践？？？的只有两个，即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剩下十一个弱冠登极的，献帝刘协明摆着是傀儡，可以不算，只有十个。这十个当中，没有活到十岁的又有四个。其余六个，真正有所作为的，只有章帝刘？？？，其他不是享国日短，就是形同虚设。然而章帝之后，献帝之前，东汉还有一百零一年寿命。如果大权独揽的必须是皇帝，请问这一百多年如何维持？又比如，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也是孩提时代继位的。成年以后，又多年不理朝政。如果帝国的制度就是皇帝的"一人政治"，请问这四十多年怎样度过？

    其实，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几乎从来就没有赞成过人治。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有"重人轻法"的思想。因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人不行，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简称"人亡政息"。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此。何况，人有善恶贤愚，并不都是"治人"。即便是智者贤人，也百密难免一疏，千虑难免一失。如果将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岂不危险？因此，人治的方式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它往往发生在动乱时期和帝国前期。因为那时国家纲纪败弛，百废待兴，非得有超强人物来力挽狂澜不可。但，正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人治可以开国，却不能治国。单靠个人的魅力和威望来治理国家，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任人任法，皆言治也"（王夫之《 读通鉴论》 卷三），帝国不可能单纯地只讲"人治"。

    人治是部落时代的产物。在部落时代，一个人成为领袖，成为管理者，靠的是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力高强，又公正廉明，所以大家自愿服从他的领导，这就是柳宗元《 封建论》 中所谓"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这时，领袖们得到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社会服从的，也是他们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决策。这就是"人治"。

    邦国是由部落国家和部落国家联盟过渡而来的半成熟国家形式，因此也部分地保留了人治的遗风。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礼坏乐崩，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普天之下，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度。要把族群凝聚起来，存亡继绝，卫国保家，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因此，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甚至直到秦末，都如此。读中国史，前面的故事总是比后面的好看，道理就在这里。实际上，在一个"小国寡民"的社会里，人治未必就不好。只要那人是"治人"，效果可能比法治还好得多。

    帝国时代却不能再靠人治，因为帝国是完全的、成熟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