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跟一个做独立电子杂志的朋友聊天。过去帮忙的全是他朋友，凭一份兴趣做杂志，不问报酬，也没有报酬。五年下来，断断续续，走的走，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

    跟他在QQ上聊了很久，后来我问他，你那些编辑呢，去哪儿了？他说，去生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两个人都哽在那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2010年我在香港毕业。出了新书，完了被拉去全国签售一圈。那种累不是身体的累，心累。感觉像被人牵着当戏看。心像个想飞的热气球，吊篮里却挂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飞不起来。胀得快要破掉了，一看，还在原地。那年底，回到老家，宅着。天天手脚冰冷，冷得发抖——我真是觉得，从来没有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时候都只穿单裤出门的人。那会儿生活空荡荡的，喊一声都有回音。大雪天一个人骑车去游泳，泳池浮着薄冰，咬着牙扎进去，那滋味儿，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东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个。一时间我找不到事做，什么都找不到了。抑郁症复发，重得……没法跟别人说。每天专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专心致志地想。没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没缺胳膊少腿的又没饿着冻着，抑什么郁。比比非洲难民，好意思么。

    老妈看出来什么，小心翼翼拿崔永元的事迹鼓励我，说，你看人家崔老师抑郁了，就休息，出来做《我的抗战》。一个人走走长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吗？

    我苦着脸说，他是谁啊，我要能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郁呢。

    老妈说，你这么想就不对了啊，别人还会说呢，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郁呢。

    为了开处方药，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我知道这病很难受，别人也体会不了。就像你得了肝病，你疼，别人知道你疼也帮不了你，只能自己治；抑郁症是一样的。别人可能还不相信你疼，更没法帮你，你只能靠自己。

    闲得发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想过做杂志，但做杂志的太多了，全都同质化，再做也没有意义；纯写东西吧，那会儿不知怎的，可能青黄不接吧，年少时什么都敢写的劲儿过了，该成熟的又没熟透，所谓瓶颈期吧，没法写。

    做什么好呢？就这么漂着吗？漂泊之所以让人羡慕，那是因为你只见到漂上去了的，没见过沉下去了的——后者才是大多数。什么事儿都是听上去很美，到了实处，要拿胆子来说话——心里掂了掂分量，这胆子我还真没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于是我开始梦寐以求一份稳定工作。我觉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

    别人听说我要找工作，都问我，你还找工作？你找什么工作？你不好好写东西，你找什么工作？

    哎，能逼死人的，流言也算一个。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了。天天在网上刷啊刷，终于看到一个招聘消息。立马把简历递过去了。体制内的事儿，大都是拼爹。我没爹，娘也没得可拼，但还是象征性地找了找，拐着弯儿地联系上那个书记。后来听说，我妈妈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亲戚的孩子，去年给硬塞进那个单位里面去了。家里是做房地产的，不差钱，花了二三十万吧，小意思。那孩子，可是专门坐头等舱飞去香港，就为了看一场3D《肉蒲团》的。

    死马当活马医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心里又悲壮，又凉。我和我妈就拿着简历，花血本买了两瓶酒，再商量半天，有点心疼地塞了个红包在里面，跑了四百公里长途，去拦那个书记。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书记家楼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来了。我远远看着母亲带着巴结的表情过去，递上我的简历和酒，书记不耐烦地挥挥手，不理会，没说两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来就阴灰，我酸得泪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