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他十分不满。因他此时正热恋着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才人。他以疏远郭氏，进张氏为才人，又进为美人的办法，来表示对太后专擅的不平。尤其是刘太后掌权既久，百官群臣慑于太后的独断，多不敢言朝政得失，言路闭塞。仁宗借唐代设匦函的故事，与参知政事共商，禀明太后，特诏设置了理检使，由御史中丞兼任，职掌上诉朝廷的冤枉之狱及有关谏奏朝政得失的上书。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又诏设置谏院，知院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差遣。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用不当、三省至各官署事有违失等，都可以上书谏正。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秘阁校理范仲淹上书，请太后撤帘归政，触及太后忌讳，被出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次年，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宋绶上书，建议除军国大事外，余皆由仁宗独自处理，又忤太后意，被贬知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接着再有林献可、刘涣等人先后上书，力请太后还政，引动刘太后肝火，把他们远贬岭南。对发生的这一切，仁宗虽没有明确表示，但心中更增加了对太后专擅的不满。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刘太后病卒，遗诰仁宗尊皇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听政如旧规，军国大政与杨太后一起裁处。最后在宣布刘太后遗诰时，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一语。杨太后退居保庆宫，称保庆皇太后。至此，仁宗结束了他的儿皇帝生活，独立主政。

    二、废立息争赐纳和患

    仁宗亲政以后，首先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首先罢黜内侍罗崇勋等人，接着把被刘太后所亲信的人，如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和范雍、参知政事陈尧佐和晏殊等人，全都贬为外官。宰相吕夷简虽力助仁宗，也因被怀疑曾阿附太后，罢相，贬出判陈州。重新起用张士逊、李迪为相，任用翰林侍读学士王随、权三司使李谘共参国政。因劝太后撤帘归政而被贬的宋绶、孙祖德等人，也先后被擢重用。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十二月，因为连年发生旱蝗之灾，有人提出应改元以应天变，导迎和气。还有人提出，明道之前，建元天圣，是当时丁谓为取悦太后所为，后改明道，“明”字日、月并列，义与天圣相同，也应改元。仁宗于是下诏，明年改元“景祐”。仁宗对由刘太后作主，为他立郭皇后一事，始终耿耿于怀，故仁宗最后还是以郭后无子为借口，废郭氏为尼，幽居长宁宫。范仲淹也因谏阻被贬为外官。

    郭后既废，仁宗专宠尚氏、杨氏等人，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昼夜不断，闻于宫外，政事渐疏。尚氏等人竟在后宫以“教旨”发号施令，仁宗本人也因酒色无度而病。一时宫廷传言，流布道路，朝议大哗。百官群臣以国事为忧，纷纷上书，要求整肃后宫，杨太后也亲劝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九月，诏立刚刚入宫的前勋臣曹彬的孙女曹氏为皇后，后宫之争暂时平息。

    不料“内忧”刚平，“外患”踵至。这时，宋朝的西邻党项政权迅速发展起来。景祐五年十月，李明德之子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年号“天授礼法延祚”，设官立职，改定兵权，创制文字、礼仪制度，完成了西夏建国的巨大事业，成为宋朝西邻的强大竞争对手。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四月，李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打探宋朝动静。仁宗与诸朝中大臣久议不决，直到这年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李元昊官爵，备兵对夏征讨。十一月，李元昊却先发制人，率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分兵3万围攻承平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并声言攻宋朝西部的边防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

    延州之战，宋军损失严重，关辅震动。仁宗忧心忡忡，召诸臣商议对策。不得已，仁宗起用主战的韩琦为陕西方面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