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韩琦又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率兵攻打西夏，才得以收复失地。

    宋军稍获胜利，仁宗以为李元昊惧宋，又派人潜入西夏，挑动西夏自相残杀，希求坐获渔人之利。此举使李元昊恼怒非常，于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九月，又一次大规模出兵侵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军围攻，部伍相失，阵乱溃败，死伤兵士将近万余人，损失战马六百余匹。夏军乘胜直驱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境内幅员数百里，庐舍焚荡，居民遭掳。

    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仁宗不得不谋求与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李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李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仁宗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李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仁宗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作出兵侵宋的准备。仁宗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仁宗，质问宋朝为何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10县之地割让于契丹。仁宗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仁宗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20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澶渊之盟。”

    三、推行新政半途而废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劾，仁宗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仁宗，说李迪党庇范讽。仁宗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仁宗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更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仁宗亲政后，效法唐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做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入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人，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初登大宝的仁宗即擢范仲淹任谏职，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仁宗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仁宗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素负众望的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职方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又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七月，复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