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街头，有时可以看到那种旧时代的遗存，从各个方向汇聚而来的几十根电线在路口的电线杆上卷做一团，就好似是被随意塞进口袋，最终变得一团糟的几副耳机线被放大了一百倍，然后挂上了电线杆子，还时不时地垂下一两头断头，看的人心里发堵。

    而对于我来说，那玩意就不只是让人恶心的问题，而是令人恐惧。通常遇到这种路口，我都会远远的绕开，甚至因此而需要多过几条马路也无所谓，总之离那些电线远远的就对了。

    因为若是靠得近了，难保我不会再犯下和9岁时同样的错误。

    我叫何亮，1980年生人，几个月内，还可以厚颜无耻地说自己不到30岁，但这种说辞，说穿了只不过是到了而立之年依旧浑浑噩噩地自欺欺人而已。当次贷危机蔓延到上海的时候，我丢了工作，至今只是依靠给房地产商人写点文案的零碎工作维持生计。就在一年半以前，我要是在这儿跟你说这么多废话，简直是奢侈，但忽然紧早慢赶的生活来了个180度的调头，闲的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才想起写这么一些无聊的事。

    接下去我要告诉你的这些事，除了姓名之外，全都是真的，原因不言自明—我当然不想因为公开谈论这些不着调的事而给自己惹上麻烦，所以即使你觉得这些事听起来似曾相识，也不要试图去把它往某个你认识的人—甚至就是你自己—身上套。

    虽说我活了近30岁都没活出什么名堂，但说真的，如果你有着和我同样的经历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本应在9岁就早夭的人，落下了那样恐怖的恶习，竟然还一路活到了30岁，这多少都需要些惊人的运气。

    9岁那年，我上了小学三年级，算不上特别顽皮，因为班上的男生在这一点上基本不分伯仲。我家住在一条叫水电路的小路中的一个里弄，每天要过两条马路，到差不多一站路之外的广灵路第二小学去上学。早上总是老爸骑自行车送我去上学，晚上原先都是妈妈接我回家，但过了暑假升上三年级之后，我就被告知要放学自己回家。

    那时候，在我们那条小路上，距第一个路口不到大概100米的地方，是虹口区工读学校的校门。我在那里一直住到初中毕业，那两扇大铁门我从来没见它们打开过。虽然我们这些小魔王在学校里试图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但毕竟只是小孩子，那所工读小学，在我们的心目中大概就和地狱差不多，以至于我每天放学回家，走过这个路口之前就不再有同学愿意跟我同路，而我也总是对工读学校的校门避而远之，宁愿穿过马路，走过这段路再穿回来，也要绕开走。

    我记得出事的那天放学之前刚下过一场暴雨，直到走在放学路上，天上还有些淅淅沥沥。那个年代的排水系统远没现在那么通畅，水电路上积了不少水，几乎要漫到街沿上。我穿过马路后，原本想象之前一样再横穿水电路，但看看马路上那不知积了多深的、漂着泡沫和油污的污水，就有些打退堂鼓。

    我转头看了一眼工读学校的校门—离近了看，似乎也没那么恐怖。于是我决定破例从门前经过一次，不再绕路—虽然没有同学在身边作证，第二天去跟同学炫耀也没人信，但说不定自打今天以后我就再不用绕路了，以后就有的是机会。

    工读学校门口，电线杆的上方，就悬着这样一团乱七八糟的电线，一根断头直垂下来。

    之后的事情，我都是从爸妈的口中得知的，因为那段记忆在我脑中彻底地消失了。爸爸的说辞是，我因为顽皮而去摸哪根电线断头而被电倒，虽说我穿着橡胶套鞋，但还是当场就被电得心脏停跳。而幸运的是，工读学校看门的老伯刚好看到我（据那位老伯说他平常下午这个时候都会打个盹的，但那天不知怎的竟然醒着），门卫室又刚好有一台电话（那个年代可不是随便哪家都有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