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当即拨打了120，我这才捡回一条命。

    也不知我那时是不是真的无聊到去摸电线，还是在风中摇晃的断头恰好碰到了我打着伞的手腕。总之毋庸置疑的是，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电击，至今我的左手腕上还留有一道小疤，而我的小学同学想必都记得，从1989年的9月开始，那位叫何亮的同学也足足缺了半个学期的课。

    自那次事故之后，我就一度有些消沉，不愿多说话，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也只是尽可能小声地嘟嚷几句。用我妈的话说，“魂都被电没了”，一向严厉的老爸也不再打骂我，连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若说那次事故真能对一个小孩子造成多大程度的改变，其实也未必，但既然把声音放轻就能得这么多好处，我也乐得继续这么装下去。

    小学考初中没考好，差5.0分没进区重点，爸妈也一句都没埋怨，就这样进了广灵二小对过的“垃圾中学”，老师们口中“给工读学校输送了大量人才”（其实作为足球传统项目学校，也给申花队输送了不少人才呢）的五十二中。因为成绩还算不错，又寡言少语的缘故，我颇得老师们的青睐，但其实那些坏事儿我一点也没少做—往女生铅笔盒里放毛毛虫，在老师的茶杯里洒扫地灰，去校门口烧烤摊混肉串吃不付钱溜走……只是每次追究起来，我都能安然过关。那时候流行同学录互相留言，我得到最多的评价是“你这阴险的家伙”—我记起来了，我初中时的绰号，叫做“鼠精”。

    不过“后来追究起来”，和“当场擒获”，就完全是两回事。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到学校东侧的小吃店吃生煎不付钱逃走，大概之前已经有太多同学这样做过了，店主终于被惹怒了，全然不顾店里的生意，率领着三个伙计猛追我们四个逃跑的学生，终于把我们一一抓获，扭送教导处。

    班主任徐老师气急败坏地来教导处领人的时候，看到我先是一愣，然后故做惋惜地说，何亮，没想到你也……然后就是一连串令人恐惧且难堪的话—新好我现在已经不怎么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而我记得的是，当听到“处分”两个字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那一刻我几乎就断定自己要被送到工读学校去了。

    之后的一周，我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工读学校的人在徐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教室，将我带走。到了周六放学回到家（那时候是五天半工作制，周六一周休息一周不休息），我几乎崩溃了，那时候觉得，就是死掉也比这舒服些—我想起9岁时触电的那件事，告诉自己，如果就那样死掉的话，一点儿也不会痛苦，于是在老爸放工具的抽屉里拿了一把一字螺丝刀就去捅墙上的电插座。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真是傻的可怕，随随便便就可能把命送掉，但那一次，我想是家里的木头地板救了我，我只是被电晕了过去，就那么躺在地上，直到妈妈回家将我拍醒，说，怎么睡在地上，要睡上床睡去，地上那把蹊跷的螺丝刀，妈妈之后也从来没问起过，照理说，像我妈那样精细的人，是不会忽略这个小细节的。她或许心里早就清楚，只是装糊涂吧。

    那次触电，就是一切的开始。当我醒来时，心情从未有过的舒畅，简直快活的想大叫—我不明白，几个小时前我还是几近崩溃，试图触电自杀的中学生诶！我为什么要自杀？我自己都觉的奇怪，简直是疯了—而在几周之后，当我接到警告处分通知的时候，才在同学的口中听说了事情的原委—我依然记得被小吃老板扭着右手，掐着后脖颈扭送到教导处的情形，但之后的事情，我竟然什么都不记得了，那段记忆，就像被橡皮擦去一般，被抹的一干二净。

    好了，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童年时不值一提的荒唐事，其实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我就是在13岁那年，学会了用电击来删除自己的记忆。

    这习惯听起来恐怖，有那么一两次，我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