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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惟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惟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士塞进嘴里,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她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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