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电报发出的当晚，梅贻琦抵达昆明，这让在夹缝中挣扎突围的傅氏大为惊喜，由此长吁了一口气。

    12月2日，正在北平办理清华复员事务的梅贻琦接到了促返的电报，因事务缠身，迟至11日才得以飞返重庆，住进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招待所。时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几人皆由四川李庄来到重庆。李济是办理公务，梁陪林于重庆中央医院治病，在这多事之秋，几位师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梅发现“徽因甚瘦弱，但精神犹甚足”。（南按：此时亦有人传说林因肺病不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里死去，作家李健吾还专门写了悼文）安顿之后，梅贻琦赶到教育部向朱家骅汇报北平事宜并听命，朱对此讲述了昆明方面的情况，要其尽快赴昆处理。晚上，朱家骅设便宴为梅贻琦接风洗尘，陪坐的有中央研究院同仁萨本栋、李济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席间再次谈及昆明学潮，朱得知蒋介石当天下午又萌发了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的念头，因而“似甚紧张”。见此情形，梅贻琦借着酒劲当面向朱保证，明日即赴昆明，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倘“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毋宁自请停办耳”。联大本来就准备解散复员，只是按原定计划要在明年春夏之间，现在既然政府为平息学潮强行解散，那就干脆由校方提出，这是梅贻琦为顾全上下左右各方的面子而出的下策。

    12日上午，梅再度与朱家骅晤谈后告别，由于当日没有去昆明的客机，只好搭乘一架货机于当天晚上8点抵达昆明。梅下机顾不得回家，匆忙“搭公司车至才盛巷，晤孟真、今甫、枚荪、廉澄，以汤面一碗作晚餐，且食且谈，乃详知半月以来之经过。十二点后始返寓，家人惊起开门，略话北平情形，一点半睡”。梅在日记中的寥寥几语，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当天紧张忙碌情形。

    12月13日，卢汉在不知梅贻琦已到校的情况下，致函傅斯年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措辞强硬地指出：“务请约束贵校学生，自明日起，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否则此一责任应由校方负之。”

    同日上午，梅贻琦先后约见叶企孙、钱端升、冯友兰、傅斯年、朱经农等人会谈，朱进门后说自己刚从卢汉处归来，重庆密电告卢，有“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之语。梅听后未作表示。谈话会结束后，至云大医院慰问受伤未愈的学生，随后又拜访了卢汉与新上任的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等军政大员，对各种情形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与梅贻琦的冷静沉着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在接到卢汉措辞强硬的函件与朱经农的报告后，心情又见焦虑，脾气显得异常暴燥。由对学生的哀其不幸，演化成了怒其不争，并怀着对“罢联”的愤怒与怨恨在致朱家骅电文中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

    主意打定，傅与梅联合起来开始对主张继续罢课的师生进行夹击行动。因得到重庆密电，15日是最后期限，故二人在14日紧急召集联大常委会，确定把复课期限拖到17日。选定这一日期，是因为15日恰逢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出是否复课。此举既与蒋介石要求不相冲突，又为校方从中周旋延长了时间，同时这个时间正好也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倘学潮即此结束，不啻对马特使献上的一个不是礼物的礼物，对国民政府的形象亦分外增添光彩。

    有了这一计划，傅斯年又鼓起信心，经过反复思考琢磨，与梅进行沙盘推演，共同制定了一套攻防战术。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之最后期限；第二步，如学生违命不遵，则傅与梅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