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次考察团团长的吴金鼎（字禹铭），与傅斯年虽同为山东人，但身材短小，不善言辞，生性腼腆，有时在陌生人面前还偶露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傅斯年膀大腰圆、虎气生生、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山东大汉形象。在外形特征上，如把傅、吴二人比作水泊梁山好汉中打虎英雄武二郎与在阳谷县街头卖烧饼的大郎弟兄，当然不确，因为这对吴金鼎似缺乏公道和人文关怀。但若把傅誉为山东大汉，吴称为山东小汉，应该符合实际并说得过去的。尽管吴氏身材矮小，身子骨却壮健结实，脉管里流淌着山东人倔犟直行的血性，倘若打起架来，可与一般壮汉叫劲对敌，三拳两脚难分胜负，很可能还会把对方撂倒，这一特色算是多少弥补了五短身材的缺憾。

    或许是吴金鼎与傅斯年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及思想等各方面相差悬殊，二人断断续续相处的十余年里，傅氏似乎一直不把吴金鼎放在眼里，不但缺少对这位既是后学，又是同乡的关照，相反在李庄期间，还表现出一些令吴氏不快的态度和处事方式。至少可以这样说，傅斯年与吴金鼎在感情上未曾建立过个人友谊并为对方倾心过。

    相对傅斯年的态度，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则显得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这一情形追根溯源，自然与清华时代结下的师生之谊有密切关联。

    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邱县万戈庄的吴金鼎，青年时代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在毕业之后的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有幸成为第二届36名学生之一。他在清华主要追随导师李济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其后在中国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也根植于此。据当时吴金鼎的同届同学、后任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戴家祥回忆说：当时“李（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在第二届同学中，只有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于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1927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吴金鼎在清华就读时研究的课题为《中国人种考》，李济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尽管只有短短不足一年时间，但对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吴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类学的心愿根植于清华，并受李济的影响至大。吴说：“当李济博士在夏县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档案显示，1927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12次教务会议，审查并确认是年有30名毕业生合格，并给予毕业证书。李济也出席了会议，但合格学生名单上并没有吴金鼎的名字。吴没有写出论文，戴家祥推测他在当时可能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这个推测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待考证。只是吴金鼎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与这一历史悬疑相关联的说明文字，他亲近的朋友如夏鼐等虽有回忆文字，但对此疑点同样没有只言片语的信息透露，这给考证者增加了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多种思考空间。许多年之后，有台湾学者名苏云峰者，经过对这段史实折旧翻新，写出了下面一段话：“李济因主持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及赴美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在（清华）研究院讲课的时间每学期不过数周，参加研究院教务会议次数也最少，所指导的学生仅徐中舒、吴金鼎二人，在他的《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