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整日书店挤得水泄不通，其中甚至有国民党大员如陈建中等，也混进来买书而去。十点后萧孟能亲去书店，在慰问中陪读者度过了最后的两小时，到子夜十二点，正式结束。这时书店门口便衣与“计程车”很多，一个特殊身分的“客人”，一直陪到最后，临出店门，还在橱窗前看了好一会才走。

    《文星》的结束，许多青年人为之惋惜、为之愤懑、为之泪下。一个杂志、一家书店，最后下场如此感人，也真可说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了。

    1968年3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了这样的尾声：台北文化人失去了书店治安人员的压力迫使关门

    （专为《纽约时报》而作）

    台北、台湾，3月16日——《文星》书店宣布将于4月1日关门。它的消逝，使年轻作家们、摸索中的画家和摄影家们、现代舞的献身者们以及数不尽的大专学生们，同时失去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人们（按格林尼治村是纽约文化人和新思想者的集中地）来看《文星》人物，一定认为《文星》人物太懦弱了；但在台湾，《文星》却是最勇于追求心智真诚的表征。

    文星公司的首脑人物萧孟能，最近在公开场合已见不到他，所以也无法找到他发表对《文星》关门的意见。但跟《文星》书店接近的人们，却纷纷指出，《文星》在强大压力下关门，全是治安当局的杰作。

    治安审问

    接近《文星》的人说，《文星》之所以用董事投票和财务困难等做为理由关门，乃是这个坐落峨眉街的现代化书店中人和萧先生在连遭困扰和治安审问后的结果。萧先生的朋友又说：在去年一年，萧先生被治安人员请进去，至少就有过三次。

    萧先生另外出版过一种月刊《文星》杂志，经常刊载台湾和世界上有关政治、社会及文艺等方面的言论，在1965年，大概出了近一百期的时候，被勒令停刊。

    《文星》杂志的主编人，生长在北京的年轻作家李敖，他的直言无讳的政治观点，使他成了当地标准下的一个野人。李先生写过二十本小册子和书，其中却有十六本被查禁在案。

    除了李先生和少数几个人外，环绕《文星》的群众很少公然涉及政治。但是他们的朝气和探索精神，却足以触当道之忌，因为当道正把台湾圈成一个故步自封“中国”的最后禁猎区。甚至舍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不谈，光看在台湾的社会，没疑问是保守的，年纪大的才吃得开，年轻人要熬到四五十岁，才盼能有机会当行，冀得一顾。

    从1960年雷震坐牢，到《时与潮》杂志结束，一连串的文祸都使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常遭逮捕与迫害。文星书店的关门，重新揭开了知识分子的旧仇新恨和那年复一年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