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像一颗钻石，是多面发光的人物，可是由于环境的打压，我的光环被单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写文章的高手，却不知道我在许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领，不止于写文章这一单项，其他单项，我的表现，也像写文章一样优异。其中口才一项，就不为一般人所知。事实上，我是极会讲话的人，谈吐幽默、反应快速、头脑灵活，片言可以解纷，当然也可以兴风作浪。我往往觉得：我的口才，其实比我的文章更动人。对听众不幸的是，我这一方面的光环，一路被打压了。以演讲为例，不论在陆军步兵学校受预官训练时，或是在十七师做预官排长时，我的演讲，都在掌声雷动时被“长官”即时打压；退伍后，台大学生陈宏正他们请我演讲，台大校方甚至把场地锁门。1965年5月4日，我给尚勤信中有这么一段：

    这几个月来，台大学生请我演说，被校方驳回的，据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学院原订今晚请我演说五四运动，结果被驳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两人不准在台大演说。上次（三月二十六号），法学院用“偷关漏税”的方法，不先登记，请我演说《傅斯年与胡适》，听众挤得人山人海，结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从这一处境看，我“被封嘴”的情况，有甚于“被封笔”者。这一“被封嘴”情况，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稍有转机。首先是清华大学请我演讲，我讲了《清华生与死》，后来各大学陆续请我，也不乏打压之处，例如我在师范大学讲《师大新与旧》，就遭到国民党党棍谢瑞智等的干预；我在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也有类似情形，只不过党棍换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来台湾四十周年，由苏荣泉纠合多家出版社联合主办“李敖来台四十周年纪念演讲会”。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园以外的公开演讲，不过在场地上还是被打压了。——理想的场地都不给租，只租到狭小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缥”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地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