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