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的发展，多半都是在困苦灾难的时期。犹太民族在逐出埃及后的quot;选民quot;意识，我们在备受强敌侵略后之强调quot;黄帝的子孙quot;--我们就可以明了民族意识所包涵的强烈的情绪成分，一种苦闷和忧虑的情绪成分。一个人在苦闷的时候，有许多怨恨恼怒的心情，无处直接发泄，一定要找一个代替的目标。所以凡是民族意识的兴起，一定有它当时的实在的或假想的敌人，因之民族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反应性（responsive）的，本体多半是敌对性（poiemic）的，态度往往是挑战性（challenging）的，它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理智性的论辩，实体上完全是一种情绪性的产物，所发挥的更主要的是情绪性的作用。

    但是过分的民族意识，也可能有不少的害处。因为：

    过分的情绪冲动，可能要损伤了清醒的理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可使人们失掉了客观的评断：为了强调自己的长处，因而看不见甚或不承认自己的短处；因为发现了人家的短处，遂即忽略了甚至于不承认敌人的长处；这就是我们当年义和团的悲剧之内来。

    徐先生这种看法极为正确，他自己能免于用quot;情绪因素quot;来看中西文化问题自无疑问。美中不足的是，徐先生的quot;文化观念quot;中却又掺着一种quot;世界博物馆馆长quot;的好梦！此种好梦之混淆视听比强烈的民族意识还要大。

    所谓quot;世界博物馆馆长quot;的好梦，就是想拿万花筒式的方法，维持各地文化传统于不坠。尤其那些只在quot;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quot;，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的改头换面，因为quot;世界博物馆馆长quot;正需要你们千奇百怪的老套、五花八门的造形！

    我们试看这位quot;馆长quot;的意见，他说：

    最近几年中，我们又从另外一方面，听到一种对于文化发展方向的敬告。这个警告，是来自正在发展的人性学（bology）。这些学者，认为人类文化之生成和发展，全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和不同的适应。如若每个人的幻想和适应全是一样的，那么美术就要毁灭，科学就要死亡，而人类就要和低级动物相去不远。所以一个科学的社会，一定要设法维持各种行为和反应中最高度的差异性（当然，也不可以达到一个接近混乱和不稳quot;的程度）。因为有了多原性（erogeneity），才有进步可言。而单纯的同原性（y），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而现代社会中文化同原化的倾向--世界性的广播和电视，一版印行几千万份的杂志和画报--其程度是异常可怕的。所以怎样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样保存人类文化的差异，正是目前人类的一个生死关头的重要问题。有人主张尽量创设多数的文化焦点，尽量维持原有的许多文化传统；譬如对于若干老的大学，我们尽量保持它们的作风，以维持人类在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文化的论辩》）

    这真是比于不伦！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个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时，常会产生quot;适应不良quot;（maladjustment）的情形。现在，我们的问题不是quot;保持差异quot;，而是怎样解决quot;适应不良quot;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否应该为了quot;保持差异quot;而不去解决quot;适应不良quot;的问题呢？徐道邻为传统派做嫁衣裳

    徐先生的基本观念在quot;抵制文化的同原化quot;，认为同原化quot;对于人类的危险不亚于原子性的战争quot;。这种quot;远见quot;我不好说它是侈论，但至少是一种杞忧。尤其对所谓quot;科学和工艺上落后的民族quot;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