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上次我去看她……我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我没敢跟谁说起，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其实那只箱子里每件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母亲的钻石婚戒，一只金手镯，父亲的德国照相机，几本珍藏的旧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一只新的瑞士手表，林林总总。箱子放在二姨那里是最安全不过的。没人抄家会抄到一个在旧社会贫困不堪的老太婆身上，二姨深受居委会的信任。她答应帮我们保管这只箱子，问题是怎么把箱子弄到她家去呢？

    父亲和母亲朝我看看，一言不发，我心领神会：只有我去最合适。我真不爱做这种事，不过我还是做了。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只箱子。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犀利，他们在我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是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顶降落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