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点辛苦钱，我的感觉是棒极了！我终于自己养活自己，完全独立了。我内心的自豪难以言传。

    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按中国传统，我给父母和二姨各寄去10元，剩下的12元交了伙食费。（农场里的知青，不论男女，每人每月交12元，一日三餐在饭堂管饱，吃什么则不论。）父母和二姨收到钱后都给我来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比自己的还高。

    说到独立，农场的女青年绝对独立过人。男女同工同酬，我们中大多数与男生比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一样能做，而且我们还做得更快更好。

    农场的活儿要数割大豆来得辛苦。只有在秋雨连绵，机器没法下地收割时，才需要人工出动。我们双脚陷在泥泞里，一把镰刀在手，慢慢往前挪，整条垄割完要挪一两公里长。这种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下田割豆，肩并肩你追我赶地跑这场马拉松。一天下来，割得最快的总是些“铁姑娘”。

    开始时，男人试图与我们较劲儿，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知道不是对手，只好放弃，作出满不在乎的姿态。有个从上海来的叫老冯的女学生在割豆子上独占鳌头，谁也别想比过她，男人送她一个“橡皮腰”的外号，因为不管田垄有多长，她从不需要直起身子歇口气。她的毅力简直惊人！除了她之外，还有花儿和我们好几个人都是硬手。那些年里，有谁听说过“铁小子”如何如何？在中国，只有“铁姑娘”创造奇迹，叫大伙儿心悦诚服。

    年纪大一点的妇女，那些家属，却毫不恋战。她们拖拖拉拉，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男人都烦她们。“些臭家属没治了！”老职工们说这话时带着明显的轻蔑。当面叫这些女人臭家属的，却正是她们的丈夫和兄弟！

    我们第一次听到“臭家属”这个称呼，不免有些吃惊。在中国，若在孩子的小名前加个臭字倒无所谓，往往还表示亲呢；而以此称呼大人，岂止是大不敬，简直可以说是种辱骂。毕竟这些妇女不也是贫下中农么？她们不也是毛主席说的“半边天”么？理论上说，革命也要靠她们出一份力，打江山的也不仅仅是男人……

    但慢慢我们耳熟了这个称呼，甚至我们也在背后半开玩笑地管她们叫臭家属，反正也不是我们先这么叫的。一度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太冤枉她们，她们虽然并不依赖男人，但有些人的确散发着臭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好像很久没有梳洗过。离得近一点，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洋葱味、大蒜味、煤油味、小孩的尿味，有些人满回黄牙，早晨张开嘴，宿臭刺鼻。那么我们知青是否就没臭家属那么臭呢？不尽然。我们到了村里几个星期后，身上也开始有一种怪味了。

    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回去。然后把冰凉的水倒在一个大铁盆里，打了肥皂用手慢慢搓衣服，再将衣服漂洗干净。一次打的水不够，还得再打。洗完后绞干，用绳子晾起来。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耗时费力，而从地里干活回来，时间和精力都所剩无几。

    我们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们发现衣服脏了，便把它们脱了，塞在床下，等后来的干净衣服穿得更脏了，又把先前穿过的衣服比较一下，挑一件看得过眼的再穿几天。这样一轮一轮转了两三个月，期间我们便免除了洗衣的麻烦。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洗过澡。我们完全没概念应该怎么洗澡：村里既没有公共浴室，宿舍又没有盥洗设备。到了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人在衣服缝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个奇怪的白色的小东西，体积虽小，却有着一个大肚子。它们慢慢爬过，还留下些光亮的小卵。“这是什么玩艺儿呢？”我们不得其解，上上下下挠痒痒。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是虱子！”这一说我们头发都倒竖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