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放飞的手
，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样的爱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住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