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放飞的手
，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烈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会对今天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母亲将我们放飞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还有她对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