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放飞的手
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希望父母离京时为我“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
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