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 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 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 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 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 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 ，要 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 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 》，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 储存，而青春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 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 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 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 》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 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 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 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 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 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 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识到， 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 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 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 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 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 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 ，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 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 ，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 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 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 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 “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 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 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 同于老一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