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 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 (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 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 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 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 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 《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的发表和获 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原不 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 ；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 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 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 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 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 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 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 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 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 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 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 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 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 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 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 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 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 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 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 ”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 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 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 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 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