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的法律的存在。在一个农业社会（如苏美尔这样从事大规模耕作的社会）中，法律准则的性质与游牧民族的法律不同，后者只涉及一只山羊或一只绵羊被盗窃的问题。到了这时，社会结构和影响整个社会事务的规则发生密切关系：获得土地的权利、饮用水的控制和管理，以及轮流使用这些四季收获丰歉所系的珍贵水利设施的权利。

    这时，村里的手艺人已经凭借自己的本事成为发明家。他们在制作精巧的工具中综合了各种基本的机械原理，这些工具实际上就是早期的机器。这些工具在中东地区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例如，旋弓（bo-lath ）就是把直线运动转变为圆周运动的经典设计之一。这一设计十分巧妙，用一条绳子缠在一个滚筒上，把绳子的两端分别拴在一种类似小提琴琴弓的装置的两端，再把准备加工的木料固定在滚筒上，然后前后拉动弓弦，绳子和装有木料的滚筒也跟着转动，凿子开始来回切削着木料。这种综合性工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1945年，我在英国曾亲眼看见吉普赛人用这种工具制作椅子腿。

    一种机械就是开发自然力的一种手段。从最简单的巴克提利亚妇女携带的纺锤，到历史上第一座核反应堆，以及后来的种种成就，无不如此。然而，当这种机械开发出更大的能量来源时，它就越来越超出它原来的自然效用了。不过，现代形式的机器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种威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个惊人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机器所开发的能量的大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功率是在机器的设计能力范围以内呢，还是二者完全不相称，以致使用者无法驾驭机器，正常地使用机器呢？这样，我们又回到那个古老的问题上去了，当人类第一次利用超乎自身的力量，即动物的力量时，这个问题就产生了。每种机械都是一种挽畜——甚至核反应堆也不例外。机械的应用，增加了人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以来从自然界获取的剩余产品。因此，每一种机械的发明都重复地引出这个原来的二难推理：机械开发能量，是为了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呢，还是要成为一种超出建设性应用范围的自行其是的力量源泉？关于机械力的限度的这一冲突，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泰初时代。

    农业的兴起只是这场生物学革命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牲）；的习iI【t和使用。，动物驯I【t的进程井然有序。首先是狗的驯！养，其时可能早于公元前1年。接着是食用牲畜的驯！l养，开始是山羊和绵羊，然后是驮言，如中亚地区野驴的驯1养。这些动物增“。的剩余产品远远超过它介〕所消耗的。不过，只有这些动物俗守本份，甘愿充当人类从事农业的仆没时，才是如此。

    人类并未料到，从这时起，这些家畜已经孕育着对定居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剩余粮食的威胁。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正是这些牛和驴，作为挽畜或驮畜，帮助人们增加了剩余产品。（《旧约》郑重其事地告诫人们要恰如其份地对待这些动物；例如，它禁止农夫把一头牛和一头驴套在同一张犁上，因为它们劳作的方式各不相同。）大约在5000年前，一种新的驮畜出现了——这就是马。这种动物比起先前的家畜来，速度快得多，强壮得多，从而拥有更多的优势，但是，从这时起，马却成为对村社的剩余产品的威胁。

    马起初用来拖曳有轮子的大车，就像牛一样——但马拉的车豪华得多，那是首领们络绎出巡时乘坐的战车。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学会了骑马。骑马的念头在那时必定像当初发明飞行机械的念头一样，令人惊愕不已。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更高大、更强壮的马——马本来是很小的动物，就像南美洲的无峰驼一样，不能长时间地驮载人。因此，煞有介事地把马当作坐骑这件事，开始于那些饲养和繁育马匹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