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50年代，有两个人分别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一个是查尔斯?达尔文（Cer）的工人职业学校给一个测量师当学徒和实习教师。

    事实上，在人类上升的进程中，历来有两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并驾齐驱。一种是对世界的物质结构的解释。另一种是对生命进程的研究：研究生命的微妙之处，生命形式的丰富多样，个体与物种由生到死的循环往复。在进化论创立之前，这两种传统并未结合起来；因为在那以前，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也无从着手解决的关于生命问题的佯谬（paradox）。

    生命科学的这种佯谬，使它有别于物理科学，而随时随地表现于自然界的细枝末节之中。在我们周围，我们可以在鸟类、树木、青草、蜗牛等每一种生物上面看出这一点。事情就是这样。生命现象，包括它的表现和它的形式，是如此纷繁复杂，一定包含着大量的非本质的属性。而生命的本质又是如此一致，它又必定受到种种必然性的制约。

    因此，毫不奇怪，我们所知道的生物学是由博物学家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开创的：那些乡村生活观察者，鸟的观察者，教士，医生，还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乡间绅士们。我想把这些人统统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绅士”；因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文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中的两个人分别证明了进化论，这不会是偶然的。

    当“贝格尔”（Beagle）号调查船即将由英国海军部派去绘制南美洲海岸地图时，查尔斯?达尔文才20岁出头，他在船上谋得一个没有报酬的博物学家职位。他是应他在剑桥的朋友——那位植物学教授的邀请来参加这次航行的，尽管在剑桥时达尔文并不十分爱好植物学，而热衷于收集甲虫标本。他说：我可以证明我的这种热情：有一天，当我撕开一块树皮时，我发现了两只罕见的甲虫。

    就一手抓一只，接着，我又看见第三只甲虫，那又是一个新品种，我当然不愿失去它，于是我急忙把右手里的那只甲虫塞入口中。

    达尔文的父亲反对他去考察，而“贝格尔”号的船长也不喜欢达尔文鼻子的长相，但达尔文的叔父韦奇伍德为他说项，终于使他得以成行。“贝格尔”号于1831年12月27日启锚出发。

    在船上度过的5年岁月改变了达尔文。在他居住的乡村，他一直是一个对鸟儿、花朵和一切生命形式的敏锐而富于同情心的观察者;这时，南美洲的一切使他一下子着了迷。他回到家中，深信不同的物种在相互隔绝时，其生长方向也各不相同；物种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不过，在他回来时，他还没有想到是什么机制使这些物种相分离的。这时是1836年。

    两年后，达尔文偶然得出了一种对生物进化的解释，却极不愿意把他的想法公诸于世。

    假如不是一个与他极不相同的人，却以几乎同样的步骤、经验和思考方式得出同一种理论，促使达尔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或许会拖延终生。这个人已被人们遗忘，然而在创立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中，他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作阿尔弗莱德?鲁塞尔?华莱士。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其家世有如狄更斯笔下的那种类型，颇具喜剧性。而达尔文的家世却令人感到沉闷。其时，即1836年，华莱士还是一个10多岁的孩子；他生于1823年，比达尔文小14岁。那时，华莱士的生活很是艰难。

    假如我的父亲是一个中等富裕水平的人，……我的整个生活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毫无疑问，我仍然会关注科学，但似乎不大可能到……亚马孙河流域那些几乎不为人知的丛林中去旅行，去观察大自然，并且以收集标本谋得生计。

    华莱士是这样描写他的早年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