猩猩的雄性和雌性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生物学的说法，在人类中间，二态现象（dimorphism）微不足道。

    关于生物学就谈到这里。但是，在生物学与文化之间的交界线上，有一个切实表明性行为中的对称性的平均点，我认为，是十分突出的。这一点十分明显。人类是唯一面对面交配的物种，在所有文化形态中普遍如此，在我看来，这是在人类进化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的一般均等性的表现，可以追溯到“南方古猿”和第一位工具制造者的时代。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这里，我们需要作一些解释。我们不得不解释100万年，300万年，甚至可以说500万年以来人类进化的速度。那真是太快了。自然选择并没有这么快地对一般动物物种起作用。我们人类一定是采用了某种我们自已的选择方式，我们显然选择了性选择的方式。已经有证据表明，女人一般总愿嫁给与自己智力相近的男人，而男人则娶与自己智力相近的女人为妻。而且，如果这种偏好真的可以追溯到上百万年以前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两性双方来说，对技艺才干的选择一直是十分重要的。

    我相信，一旦人类的先行者用双手制造工具而开始变得灵巧，用大脑构思这些工具而开始变得聪明，这些灵巧而聪明的人就享有一种选择的优势。他们能够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配偶，生育和抚养更多的后代。如果我的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那些手指灵巧、才思敏捷的人是怎样主宰着人类的生物进化，并且如此迅速地推动着这种进化的。这也表明，即使是在人类的生物进化中，人类仍然受到一种文化才能的激励和促进，这就是制造工具和制定社会计划的能力。我想，在所有文化形态——而仅仅是人类文化形态——中，家族和社会对于安排所谓“天作之合”的关注，仍然是上述选择的一种表现。

    然而，假如这是唯一的选择因素，那么，我们之间就应该比今天育更多的相似之处。是什么使人与人之间始终保持着差异呢？这是一个文化的原因。在每一种文化形态中，都有一些有助于产生差异性的特殊保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乱伦的普遍禁止（这仅仅对平民百姓而言——对皇族是不适用的）。对乱伦的禁令仅有一个用意，就是防止年长的男性控制一群女性，如同类人猿那样。

    我认为，男性和女性选择配偶的这种先入之见，是人类赖以进化至今的主要选择性约束力的不断仿效与重复。人类所有的恩爱温情，所有的婚姻的踌躇延宕，所有的准备和尝试，都是人们对于配偶的潜在品性的高度重视的某种表现。贯穿所有文化形态的普遍性并不多见，这是耐人寻味的。我们人类是一种文化的物种，而且我相信，我们对于性选择的独特关注促成了这一点。

    世界上绝大部分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都被青年男女交往相会的题材所占据。人们倾向于把这种情形看作是一种无须解释的关于性的见解。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这说明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事实，即人们并非总是关心选择什么人同床共枕，却关心选择什么人为他们生儿育女。性，作为一种生物的官能，可以说始于绿色的海藻。但是，在人类上升的历程中，作为人类文化进化的基本官能，它又是人类自己创造的。

    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不可分割。约翰?堂思（Joasie），全诗近80行，现摘引8行如下：我们整天一动不动，我们整天沉默不言。

    哦，我们为何克制自己的肉体。

    时间是那样漫长，那样的久远？

    我们倾吐着爱的衷肠，惊喜的情感使我们不再惆怅。

    爱的神秘在灵魂中萌发生长，但只有肉体才切实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