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儿地催促他，说什么：“复仇!复仇！”事实上，哈姆雷特作为一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成熟。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他都无法将鬼魂的要求付诸实施。整出戏剧就是他在和自己作斗争时，他的最后的抉择的无尽延宕。

    该剧的高潮是在第三幕中间。哈姆雷特看见国王在祈祷。这里，舞台说明是如此让人莫名其妙，他竟然听到了国王正在忏悔他的罪孽。这时哈姆雷特说什么呢？“我正好动手！”

    但他并没有动手；他对在自己少年时代就要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并无准备。于是在该剧结束时，哈姆雷特被暗害了。但是，悲剧不在于哈姆雷特的死；而恰恰在于当他准备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的时候，他死了。

    在人的大脑成为一个行动的器官之前，它必须成为一个准备的器官。为此，牵涉到一些特定部位，例如，前额叶不能受到损伤。但在深刻得多的意义上，这取决于人类童年的长期准备。

    按照科学概念，人类是稚虫态延长（neotenous），就是说我们像所有的胎生动物一样产生于子宫。也许，这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文明、人类的科学文明钟爱儿童的象征胜过其它任何象征的原因：拉斐尔（Raphael）描绘的和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再现的圣婴；还有年轻的莫扎特和高斯;琼?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的孩子们。直到我从加利福尼亚乘船南航来到4000千英里以外的复活节岛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另有一些文明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使我不胜震惊。在那里，历史的差异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往往有某个幻想家虚构了某种新的乌托邦：如柏拉图（Plato）、托马斯?莫尔爵士（the holyFamily）。

    当我还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时，我常在星期六下午从伦敦东区走到大英博物馆，去看那博物馆过去没有的一座来自复活节岛的雕像。我喜欢那些古人的雕像。但是，到头来，它们全都不及一个孩子的天真面容引人注目。

    如果我在谈到复活节岛上的雕像时，不够克制，那是事出有因。请想一想人类进化在孩子大脑发育上付出的代价吧。我的大脑重约3磅，我的体重超出脑重50倍。但当我降生时，我的躯体不过是头颅的附属物，仅有大脑的五六倍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各种文明一直严重地忽略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潜在因素，事实上，人类文明的童年是最漫长的童年，我们仍在学会如何理解这一点。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人们总是要求孩子符合成年人的形象。我们曾随波斯的巴克提王利人在春天的迁徙中一道旅行。他们就像任何幸存的而又正在消亡的民族一样，接近于1万年前那种游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古老生活模式中，你到处可以看到：成年人的形象在孩子眼中光彩照人。那些女孩是成长中的小母亲。男孩则是小牧人。他们甚至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举手投足。

    当然，在游牧生活和文艺复兴之间，历史并未停滞不前。人类的上升从来没有停止过。

    但是，年轻人的上升，人才的上升，富有想象力的人的上升：这其间曾有过多次间歇。

    历史上当然有过伟大的文明形态，我是何人，岂敢轻视埃及、中国、印度，抑或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它们都失败了，它们都限制了年轻一代的想象的自由。它们是静止的，而且是少数人的文化。说它们静止，是因为儿子今天之所为，是他的父亲过去之所为，他父亲之所为，又是祖父之所为。说它们是少数人的，是因为人类产生的全部才华，只有很少一点得到应用；人们学读书，学写字，学习另一种语言，极其缓慢地在荣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