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的阶梯上爬行。

    在中世纪，升迁的阶梯要经过教会，对一个聪明伶俐而又贫苦无告的孩子来说。要想出入头地，别无它途。而在阶梯的尽头，总有一个形象，一个神灵的化身，说道：“尔等终成正果，汝不应疑惑。”

    例如，伊拉斯莫斯（Erasmus）在1480年成了孤儿时，他不得不准备在教会中供职。这种职业在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优越。伊拉斯莫斯本人可能参加过14世纪的流动弥撒。但是，对伊拉斯莫斯来说，修道士生活不啻是一道把他与知识隔离开来的铁门。只有在他无视诫条，阅读古代经典时，世界才向他豁然敞开。他说：“此书是异教徒为异教徒而作，里面却有正义、尊严和真理。我情不自禁他说出：‘圣苏格拉底，为我祝福！’”伊拉斯莫斯有两位莫逆之交，即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和瑞士的约翰.弗洛本尼留斯（Joes）的著作是所有印刷得最漂亮的书籍中的一种，在这一页上，印行者的欢乐之情犹如书中蕴合的知识一样充满力量。

    这三个人和他们的书——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莫尔的（Utopia），伊拉斯莫斯的《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意味着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人类理智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思想上，伊拉斯莫斯、托马斯?莫尔和弗洛本尼留斯作为他们时代的伟大里程碑巍然耸立的原因。这种人类理智的民主来自这本印行的书，而它在1500年提出的问题留传至今，仍使学者们为之骚动不安。托马斯?莫尔因何而死？他的死，是由于国王认为他权势倚重。而莫尔、伊拉斯莫斯，以及今天每一个才智之士，只是想成为人类永恒信念的一位卫士而已。

    智者的领导与世俗的权威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当我从那利哥走上耶稣走过的那条道路时，我才领悟到，这种冲突是多么古老，多么痛苦。我对天地相交处的耶路撒冷的最初一瞥，就像耶稣已知必死时途中所见。耶稣之所以死，是因为他那时是人民智慧和道德的领袖，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政府左右宗教的权力集团。而这些领袖们一次又一次面临的选择的关头：雅典的苏格拉底；在凄惨与雄心之间煎熬的爱尔兰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印度的圣雄甘地（Mama Gandhi），和拒绝担任以色列总统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有意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家，而20世纪人类智慧的领导能力取决于科学家。不过，这个事实包含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科学是力量的源泉，其步态举止追随着政府，而国家也企图加以利用。但是，假如科学允许自己走上那样一条道路，那么，20世纪人类的全部信仰都会灰飞烟灭，成为玩世不恭的犬儒哲学。人类将由此而失去信仰，因为在这个世纪，如果没有以对人类独特性的认识，以一种对人类天赋及其杰作深感骄做的科学为基础，任何信仰都无法建立。科学的天职不是继承这俗世尘缘，而是要将这种道德的想象传之久远；因为如果失去这种想象，人、信仰和科学将会同归于尽。

    此时此刻，我必须具体地淡谈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体现了这些问题的人是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他生于1903年，是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之子，假如他早出生100年，那就注定会默默无闻。他将步他父亲和祖父的后尘，皓首穷经，注释教义。然而相反，他是一个数学奇童，“约翰尼”的昵称伴随他终生。在10多岁时，他就写出了一些数学论文。他同时在两个课题上成就杰出，因此在25岁以前就闻名遐迩。

    我认为，我应该说这两种课题都和游戏有关。我们必须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科学，人的全部思想，都是某种形式的游戏。抽象思维只是人类智慧的新生儿，人们由此可以在以后继续从事那些没有直接目的的活动（